像莎士比亚一样，济慈一直是一个各种研究竞相追逐的对象。在他身上众多研究尝试始终络绎不绝。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各种济慈自传式研究汗牛充栋，但是关于他如何在有限时空里迅速成长为一名著作等身、受人崇拜的诗人的独特经历，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对于济慈神奇的成就经典之路也是一个亟待讨论的主题。本文主要以浪漫主义时期英国作为阅读之邦的事实为出发点，以浪漫主义时期“读众焦虑”和“后世书写”为背景，研究济慈追求经典化或“跻身英国诗人之列”的成因;通过探讨“积极影响”的历史和分析“作为负担的过去”的概念，通过细读济慈所有书信和诗歌，而在济慈的焦虑和其独特的成就经典之路间建立起一个被坊间长期忽视的联系。考虑到济慈在业已成为最年轻经典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和有史记载最短创作生涯的史实，本文充分肯定了济慈在通往成就经典之路上对自己不幸身世和突出焦虑的清醒认识。　　尽管大多数浪漫主义者都要面对来自于同辈的“同侪压力”，但像济慈这样一个在创始之初诸方面均乏善可陈的青年人来说，面对的压力却是双重的:“同侪压力”与“先辈压力”。压力无影响而不在，“经典的”总是“互为经典的”，因为要想在诗歌的历史和诗歌的影响之间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是不可能的。不同的诗人对济慈的意义迥然相异，他们对济慈的言说之义也不尽相同:有的让他大开眼界，有的教他如何倾听，有的则将厚重的历史或浓厚的个人风格带给济慈。本文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三位“威廉”身上:威廉·莎士比亚，济慈的“诗歌主宰者”;威廉·赫兹利特，济慈的“自封导师”;威廉·华兹华斯，济慈的同代“诗歌巨擘”。不论是以断片形式还是出现在记忆当中，他们在济慈独特的内省式追求经典的过程中，都带来了无处不在的影响。传统上，济慈从浪漫主义的“后世书写”信仰中受益非浅，并深为当时的观众焦虑所打动。历史上，济慈挑选莎士比亚作为自己的诗歌主宰，他作为理想诗人的典范影响了济慈成就经典诗人的始终。在同代诗人中，华兹华斯力压其他而成为济慈从对立面效仿和学习的楷模，济慈从他身上学到了众多通往经典不可或缺的诗艺创作之道。理论上，几乎济慈所有的评论都源于他自封的诗歌评论导师赫兹利特。有时济慈会视那些来自于先辈的影响为个人焦虑之源，并将与先辈们的竞争看作是成就经典的主要元素，因为他认为跻身英国诗人之列与自我修正是不可分割的。对济慈来说，莎士比亚不仅仅是他心中的文学至尊，而且是指导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杰出天才”。济慈在诗歌理论上与赫兹利特有惊人的相似性，并对这位导师受恩最众，这一点已在浪漫主义评论家中达成了共识。济慈与华兹华斯之间曾有一些不快之事发生，济慈在早期也曾对这位“诗歌巨擘”持有灰暗的印象，但济慈对这位浪漫主义诗歌领衔人物的阅读却是态度严肃、收获丰硕的。很明显，华兹华斯对济慈一生的艺术思想影响是重要而持续的。　　诗人之间的影响虽说是无处不在的，但却不是无所不能的。源于影响中的焦虑在不同诗人身上起着不同的作用，它令弱者更弱，但却能刺激着天才的成长。“观众焦虑”与“后世书写”是多数浪漫主义者最为关注的话题。前者是“影响的焦虑”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变体，后者则源于对在世成功的失望和对“后世”文化传统的理解，二者都与浪漫主义时期经典形成观念紧密相连。济慈对阅读大众的态度常常陷于追求声名与保持个人艺术创作独立性之间的两难境地，但幸运的是他能为追求经典化而成功地调节二者的矛盾。济慈与“观众”的亲和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相互接受关系起于冲突，行于妥协，终于和谐，这是一个在大众的重要性与追求经典之间进行长期权衡和理解的结果。济慈之所以能在短暂时间里摆脱消极影响成就个人经典化，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对经典作品的研习和对诗歌巨擘的批判性阅读，另一部分在于他对阅读之邦“后世书写”文化的充分理解和正确创作态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