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末元初词坛上,李俊民的名望仅次于元好问。其词以不同的风格形式表现了金末元初词坛的艺术风貌。究其因由,主要体现在李俊民是一个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词家。首先,他是“隐士”。其隐逸,一方面有儒家“世乱则隐”、“独善其身"的守道精神,但最重要的,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批判精神；另一方面,李俊民的隐逸思想还有名利场对人性造成伤害、异化的思考,这是他最终选择隐逸的内在原因。论其隐逸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晋代的陶渊明。　　 其次,李俊民是“遗民”。身处金元易代之际,经历战乱与易代之苦,所以李俊民选择了不仕新朝、隐居山林的“遗民”之路。但李氏的“遗民”精神却迥异于传统的夷齐“不食周粟”,即以李俊民为代表的金代遗民有其特殊性:其虽拒绝出仕新朝,但对新朝并未完全拒斥、疏离,而是擦干血泪,挺起瘦弱的身躯,为免生灵涂炭,帮助蒙元奴隶制政权向封建制国家转变,毅然担负起“文化救世”的责任。李氏此种遗民情怀,无论是黍离之悲,还是沧桑之感,皆在其词中有生动展现。　　 第三,李俊民最重要的文化身份是杰出的词人。其庄靖词除了表现隐士精神和遗民情怀以外,其思想内容还包括咏物写景与诗酒祝寿等内容,反映了较宽阔的生活观照。要之,李俊民词在艺术上,更有突出的成绩,约略有三,其一是清疏劲朗的词风；其二是善于用典,以诗入词。其三是词之曲化倾向。　　 所以,作为金末元初词坛的重要作手,李俊民以传世不多的六十九首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无论思想情趣,还是艺术追求,都具有重要的词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