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家本位”的文化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底色。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19世纪末，这样一个维新纳新的时代，作为前现代社会重要标志的家族被当作现代的障碍而受到猛烈的抨击。在思想界，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相继撰文以笔为旗向古旧的家族发起猛攻。感应着时代思潮的变迁，又亲身体验着封建大家族内的黑暗、冷漠、倾轧，中国现代作家包括鲁迅、巴金、曹禺、老舍、靳以等开始以自己细致而深刻的笔触伸到大家族的角角落落去揭示隐藏其中的腐朽、窒息与病态。在写家族衰败的同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写到“叛逆者出走”这样一个事件。离家出走是那一个时代作家们的共同信念，是他们自身在躬行的实践，也是他们为叛逆者寻找到的救赎之舟。通过文本的细读可以具体区分以下三种形式的离家模式，其一是在五四话语盛行的年代里家中的觉醒者为了寻求个人婚恋的自由，为了能够自由地参与社会事务而强烈地要求走出专制的家庭：其二是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为了奔赴革命而逃脱家庭甚至以家庭为敌的；其三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知识者要求走出家庭奔赴前线，可以称之为弃家救国模式。“家”成了漂泊的起点，三种不同的离家模式带来了对家的不同认识，更新着中国人的家庭观。离家后的知识者大都进入到社会中或从事于教育，或投身于革命、抗战之中，开始了人生的漂泊状态，后来大多数人还是结束了这种漂泊状态，开始寻找自己的归宿，在此他们或者找到了传统文化，回归到自己所摒弃的老路；或者在对人民——国家的认同中找到皈依，从家出发的几代知识分子是在飘泊求索中度过的，他们的人生追求就是一部漂泊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寻求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