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与区位优势,山西省在中央、地方政府宏观的统筹规划下,在明确而强有力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导向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资源型产业得到超速发展,山西逐步演化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资源型产业得到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其他产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排挤。最终,山西区域内产业布局单一,围绕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建立起来的资源型产业“一煤独大”,在经济中形成绝对主导地位。然而,这些资源型产业的产品初级化特征明显,耗能大、产值低、污染重。导致山西经济无法实现持续性发展,经济转型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对山西经济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经历了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的一个认识、实践过程,并逐步确立了经济转型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经济“跨越转型发展”。但是,经过十多年的艰难转型,转型的效果却不太明显。2010年山西省迎来经济改革的机遇,成为国家“改革试验区”——“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全省由上至下的改革热情,山西经济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经济转型的相关政策纷纷出台,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理论探索也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整体来看,大部分研究着眼于政策试验层面,涉及到行业合理化布局、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产品结构更新换代以及技术创新等诸多范畴。而对于经济转型的推动力问题——经济转型发展的原始推动力及持续推动力——的研究涉及较少。本次山西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不仅需要相关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需要历史实践经验的引导。本文将在金融史的研究基础上运用金融先导理论,通过对山西历史上三次经济演化转型过程——从明清时期山西的商业、金融业的革命到1861-1895年洋务运动时期的工业化雏形,再到民国时期的全面工业化——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并且将这三次经济转型的演化过程放在全国的大背景、大系统中去研究,试图寻找出山西经济几次转型的历史规律、经济演化发展过程中的源动力,为山西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和金融支持协调机制的构建找到科学的路径与方法。山西经济的演化发展由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条件而具有独特之处。山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孕育了最早的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山西经济的第一次转型是由原始的狩猎和采集型经济转型为原始畜牧业和农业。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典型的黄土高原,高原内部起伏不平,河谷纵横,80%为山地、丘陵,适合耕种的平川、河谷仅占20%。省内区域南北跨距大,从最北边的天镇县远头村北(北纬40°44′)到最南端的芮城县南张村南(北纬34°34′)纵深跨距680多公里,跨越纬度6°10′。南北之间地貌、气候等自然环境差距很大,北部靠近内蒙古,气候寒冷,丘陵遍布,适合畜牧业。南部靠近黄河,气候温暖,地势平缓,适合耕种。所以,从夏商到宋元三千余年的时间里,经济逐步转型为农牧兼有的自然经济。耕种农业与畜牧业兴衰更替,最终逐步确立了传统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段时期也是华夏文明的逐步形成与丰富发展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传统的农耕经济范式下,有限的地力渐渐地无法承载日益增加的人口。于是,山西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悄然开始。从农业人口中逐步分离出手工业劳动者和从事贸易的商人。到了明清时期,山西经济逐步向商业经济转型。从事商业的人员越来越多,形成“业贾者十之六、七”的局面。山西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山西区域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这些财富为山西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型提供了动力。清代晚期,洋务运动席卷全国,山西经济开始了第三次经济转型——向初步工业化经济转型。虽然,这次转型效果并不显著,但是为随后的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民国初期,阎锡山主政山西。他利用山西商人积累的财富和洋务运动时期打下的初步工业化的基础,在钢铁、机械、化学、电力、建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山西经济开始了第四次转型——全面工业化转型。在20世纪三十年代,山西省一跃成为工业强省、模范省。新中国成立之后,山西继续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在国家宏观规划和产业倾斜政策的推动下,山西经济继续向工业化经济转型。在国家有计划、有步骤的持续、大规模投资的推动下,经过建国初期的重点项目建设以及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山西成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产业配套齐全、轻重工业布局合理的工业化经济体。山西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改革开放后,全国经济大发展,特别是沿海的南方城市经济高速发展,能源的供给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一空前而紧迫的需求,成为山西经济再次转型的直接推手,在国家大规模的重点投资之下,山西经济完成了第五次经济转型,最终成为我国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经济转型为资源倚重型的资源型经济体系。山西经济在以上所述演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五次经济转型。分别是:原始社会时期的狩猎和采集经济向原始畜牧业和农业经济的转型;农牧混合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型;商业经济向初步工业化经济转型;初步工业化经济向全面工业化经济转型;全面工业化经济向能源重化工经济转型。本文截取了山西在明清时期到民国时期这段历史时期作为研究对象。从这段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山西经济在这段历史时期曾经历了三次明显的经济转型。一是,明清时期由传统农牧混合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型;二是,清代晚期由商业经济向初步工业化转型;三是,民国时期由初步工业化向全面工业化转型。本文用三章的篇幅分别对以上三个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在每一个阶段都把当时山西经济、金融的发展状况作为研究对象,以归纳、总结金融在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明清时期山西经济经历了从自然的农牧混合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转型。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从汉代时期的多民族杂居,生产模式、生活习惯的不同造成了交易的人文必然性;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龙门碣石线横穿整个三晋大地,在整个山西地域内形成农牧混合的经济模式,形成区域内生产产品的差异性,具有了交易的自然必然性。所以,随着交易的频度、规模、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提高,半职业化、职业化的商人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商业资本也就慢慢积累了起来。随着,印局、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的出现,经济向商业化转型的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但是,由于没有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仅仅依靠自由市场经济中的民间资本的推动,经济演化转型的速度还是较为缓慢的。清代晚期,以政府为主导的洋务运动兴起,对山西经济的演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山西经济开始向初步工业化转型。当时,山西金融的发展以票号的繁荣为显像。民间金融资本推动了山西工业革命的初始发展,但是推动力不充足,并没有很好地推动产业革命、工业化。主要是民间金融资本一直游离在实体经济之外,没有很好地融入生产中。即使在票号鼎盛时期,民间金融资本也没有更多的进入生产领域。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地方政府财政实力较弱,政府对经济的投入也较少,导致无论是市场金融,还是政府金融在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初期支持力度都不足。民国时期,阎锡山制定了一系列金融先行发展政策,推动了山西经济向全面工业化演化转型。在这次山西经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强制性金融先导政策作用明显。本文通过对山西历史上三次经济转型发展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先导作用。但是,依据行使先导职能的主体的不同,金融先导分为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市场的金融先导和政府的金融先导。这两种金融先导对经济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明清时期商业化转型过程中,行使金融先导职能的是民间金融,即,市场的金融先导。虽然经济演化转型缓慢,但是效果明显;清代晚期初步工业化转型过程中,行使金融先导职能的既有民间金融,也有政府金融,即,市场的金融先导和政府的金融先导同时都在起作用。但是,在当时政府金融实力较弱,民间金融又由于没有合适的经济、金融环境而没有跟进,所以,金融对经济的先导作用不是很明显,经济转型效果也不显著;在民国时期,山西经济进行全面工业化转型过程中,行使金融先导职能的是政府金融。在阎锡山大力推动金融创新、金融先行的经济、金融政策主导下,金融对经济转型发展的效果是明显的,成绩也是显著的。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发现金融先导对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最后提出,在当前山西经济面临再一次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政府必须充分运用金融先导战略,引导民间资金流向新兴产业,实现山西经济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