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遺書中保存著一批自稱“曲子”或“雜曲子”的歌辭作品，這些歌辭連同那些體制相同但末標“曲子”之名的作品，共分布在53個寫本之中。本文以这些寫本以及寫本上的曲子辭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本文由緒論及上、下二编組成．緒論從當今敦煌學的學科現狀入手，分析了敦煌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認為以寫本學的方法治理敦煌文學應是今後敦煌文學研究的大勢。出於這種認識，緒論第二部分回顧並分析了寫本學的發生發展狀況，認為寫本學是随著敦煌學的建立而自然發生的，在實踐與理論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但總體來說仍處在起步階段。緒論第三部分介紹了本文對敦煌曲子辭寫本研究的具體方法。上编以寫本為單位對53個敦煌曲子辭寫本進行了文獻整理與分析，共分為辭集、叢鈔、散鈔三部分，進而按寫本的物質形態分為卷子、冊子、散紙三類。辭集、叢鈔類寫本鈔有較多數量的曲子辭，相對更為重要，故以每號為一篇進行整理與分析。整理部分包括圖版信息、寫本形態、内容介紹以及曲子辭校錄等頊，分析部分一般包括鈔寫順序、時間信息、存在場所三項；部分有特殊意義之寫本又另有別頊。散鈔類寫本共分卷子、冊子、散紙三篇，各篇除對諸曲子辭予以校錄以外，還對每件寫本的圖版、形態、背景文書、合鈔文書、文書佈局、書寫狀況、寫本性質、鈔寫時間等項目進行了介紹或分析。敦煌寫本有著刻本文獻所不具備的豐富信息，這些信息可以生動地反映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但寫本文獻與刻本文獻相比有一個先天的缺陷就是，它們一般不具備明確的時間和場所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對寫本作年代判斷、功能判斷便存在一定的風險．本文上编通過對53個曲子辭寫本的整理與分析基本上解決了這一問題，對每件寫本的時空特徵都作了較明確的定位。由於曲子辭寫本上同時鈔有多種其他文書，所以這種定位不僅為敦煌曲子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前提條件，也為其他相關研究提供了依據。在這重意義上，敦煌文獻中的許多寫本也可以用此種方式進行重新整理。除了以上的成果以外，上编遗有一些其他的收穫。在資料蒐集方面，從前賢發現的敦煌歌辭寫本中甄別出52件曲子辭寫本，並新發現曲子辭寫本一件(伯4525第18分號)、曲子辭作品一種(浙敦113號之《定西番》)。在寫本修復方面，將伯2682與伯3128、伯3911與橋川時雄攝影本進行了綴合。在正、背面關係辨證方面，糾正了以往對斯2607、伯4692寫本正背面關係的錯誤認識。在人物考證方面，發現了龍興寺道真與金光明寺道真本是二人。在曲子辭作者辨證等方面，論證了斯2607所載六首《菩薩蠻》並非唐昭宗及其臣下所作，同時也否定了先前人們對該組辭創作時間的結論。在曲子辭創作方法分析方面，解析了《望江南》 “敦煌郡”等三辭隱括詩歌的創作手法，並推斷了其寫作年代與寫作背景。在曲調考證方面，糾正了前人誤以為《浪濤沙》乃《浣溪沙》之訛的觀點。在曲子辭校錄方面，在前人豐富成果的基礎上，也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如首次校錄了ⅡX02147本《曲子喜秋天》，並據此本糾正了前人對此套作品的一些誤校；另外，對其他曲子辭的前人舊校也有一些修正，如伯3360“五臺山曲子”中的“定水潛流一日三過到”之句，前人皆校為“定水潛流，一日二回到”，句意難通，本文認為此句當以斯2985本之“定水潛流一里三迴倒”最為準確，即定水在一里之內有三次倒轉回流之意。對於曲子辭寫本上的其他文書，我們也作了相關考證。如寫於斯6537卷背的“諸雜要緣字”一語從未見於別處，也未見前人解釋，本文根據其字義並結合寫本實際情況，判斷“緣字”一詞當是指可供借鑒的書信和條據範文，另外還根據原本的鈔序質疑了前人將卷背寫於“諸雜要緣字”之前的諸文都視為“諸雜要緣字”的看法。又如伯3718正面鈔有多種邈真讚，為了對此本的場所進行準確定位，我們將之與伯4660邈真讚集進行了對比，發現前者乃鈔件而後者為實用件，並根據伯4660的內容與形式信息判斷出該集的製作地點在寺廟之真堂，其製作方法是將後入者貼在前件之右以卷子形態保存。下編主體部分有六章，首尾分別為引言與餘論。引言部分介紹了本文的研究範圍及“曲子辭”的定義，並製作了“敦煌曲子辭寫本主要特徵表”第一章分4種視角介紹了敦煌曲子辭寫本的文獻形態：從作品聚合形式的角度，可分為辭集、叢鈔、散鈔三種形態：從作品記錄方式的角度，可分為鈔寫、默寫、聽錄三種形態；從寫本的文書構成角度，可分為既有背景文書又有合鈔文書、無背景文書而有合鈔文書、曲子辭獨立寫本三種形態；從寫本的物質形態角度，可分為卷子、冊子、散紙三種形態。第二章是《雲謠集》寫本的個案研究。該章結論如下：斯1441、伯2838的核心文書首先是齋文，其次是抄在正面的《勵忠節抄》與會計文書；而《雲謠集》的抄入則是一個偶然事件。在較長一段時間裹，這兩個寫本是作為齋文集保存的。在敦煌寫本中，這種齋文集有三種形態，對應于齋儀文集形成史上的三個階段。斯144l第二群落、伯2838、斯1441第四群落的文書分別屬之。考察齋文文集的演進過程，可以發現兩種形式變化，其一是更加重視分類，更加有序；其二是儀式性增強，文中人稱漸由實指變為虛指。與此相對應，伯2838齋文集中的第二個“小組合”抄寫于曹議金為“令公”之時，即928年至935年間。《雲謠集》的抄寫時間亦在這一時期或稍後。由此推斷，中國第一部曲子辭總集《雲謠集》至晚编成於935年。第三章是對曲子辭寫本親緣材料伯3539之研究。伯3539鈔有著名的二十個音樂譜字，將它與曲子辭寫本建立聯繫後我們發現：鈔於斯7 1l l的《別仙子》辭與鈔於伯3539的二十譜字類名為同一人所寫，二者關係密切，因而敦煌寫本中的曲子辭在當時必然是入唱的．此文還考證出伯3539的鈔寫者為上族文人，鈔寫時代在881年至藏經洞封閉的這一百餘年間，並由此也定位了曲子辭寫本斯7111的鈔寫時間。另外，此文還發現了歸義軍時期授官勅牒的形式變化，為判定部分寫本的鈔寫時代提供了一種新的尺度。第四章是對曲子辭寫本的一種特殊用紙一一兌廢經寫本的專題研究，本質上是為豐富寫本學而做的一種嘗試。它是從曲子辭寫本出發的，但又是一種延伸性研究，此頊研究在實現了對曲子辭寫本斯711l、伯4692、伯4525(18)的存在場所和鈔寫時代的認識以外，主要還有以下結論：兌廢經在敦煌遗書中具有特殊紙張形態，在英法兩國共藏一千餘件，它們大都是歸義軍時期官方寫經活動的遣存。其中帶有合鈔文書的四十餘件兌廢經信息豐富，可生動地復原当时官方寫經活動在都司的組織下開展的全景。這種寫經活動從九世紀中葉到十一世紀初在敦煌曾多次發生，它的組織形式與蕃佔期的鈔經活動迥然相異。研究遗發現：都司可能位於節度使衙内；兌廢經合鈔文書的書寫者多為中低級官吏。第五章是對敦煌曲子辭寫本上的各種異於今人觀念的調名或題名方式的研究，通過研究，有如下認識：敦煌寫本中存在著九首《浪濤沙》辭，這些作品被大多數學者判定為《浣溪沙》，並取得了越來越一致的認可。通過敦煌寫本中的許多材料可以得知這種認識是錯誤的。敦煌本《浪濤沙》曲子辭與唐代《浪濤沙》聲詩關係密切，或為同曲之演化。伯3821《感皇恩》題下有兩種句法的曲子辭各二首，後二首與《蘇莫遮》格律一致，但它們也是《感皇恩》辭，它們的存在為《唐會要》所記錄的改金風調《蘇莫遮》為《感皇恩》的歷史事實提供了實證依據。敦煌曲子辭寫本中存在著許多令人費解的“同前”辭，這種現象背後所隱藏的信息應引起注意。第六章是對以表演為主要傳播方式的那部分曲子辭的文體研究。該章分析指出敦煌曲子辭寫本上保存著的若干種被曲學研究者忽視了的演故事類表演底本，它們之中有代言類故事曲辭，有演故事之舞曲，有體制近同鼓子詞的故事講唱辭，有略具唱賺體制的故事類套辭，還有多宮調套曲之辭。這些體制不同的曲子辭作品可以彌合戲曲發展史上從唐曲子到宋元戲曲之間的一斷“暗流”，證實了任半塘先生所預測的後世的曲體乃起源於唐曲子一說。另外，那些演故事性的套曲辭的某些篇章遗曾以隻曲或組曲的方式流傳，这一現象要求我們對敦煌曲子辭的文體構成乃至曲體的早期發展史都要進行重新的思考。餘論部分遗就敦煌曲子辭寫本的流行時間、敦煌曲子辭的風格分類、敦煌曲子辭在文本化過程中的文體獨立意識等問題以及本文在寫本研究中取得的一些經驗作了簡要說明．由於敦煌寫本的構成因素複雜，對其進行寫本學研究需要各學科通力合作，也需要以多種分類方式進行分類考查．真正的寫本研究還沒有大規模開展，本文僅是自覺地以寫本學方法對敦煌寫本進行整理與研究的一次初步嘗試，故論題較為分散，僅希望能為更廣闊的寫本研究提供一些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