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了解案外第三人救济机制的产生和完善的过程,能够知道我国在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方面,设立的制度已经形成了具有多样化的机制,案外第三人执行异议制度、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不仅是为了解决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现实问题,而且是为了更好的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让案外第三人选用自认为适合于自己的救济制度,这也体现了我国司法为民考虑的先进性。保护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救济机制虽然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但是案外人在司法实践上适用时还是有较大区别。各项制度之间具有异同性质,所以才会有协调适用的问题,这也是目前我国立法上需要考虑的问题。由于各项制度在立法时考虑的出发点就不同,司法实践中也未归纳出具有合理性的观点,造成案外第三人在适用时陷入艰难选择的结果,不能恰当的使用其享有的选择权,难免发生救济困难或陷入僵局的后果。另外,各项制度所适用的范围也存在竞合,甚至个别制度会有被架空的现象出现,协调不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司法资源的浪费会加剧,司法资本过高、当事人诉讼成本提高等问题接二连三的会出现。本文除引言及结语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对我国案外第三人救济机制目前的相关立法情况予以阐述,剖析各项救济制度的概念、特征、立法目的以及产生背景等方面。第二章,结合当下我国的司法实践情况,提取出最突出的问题,即竞合。救济竞合的成因,主要在于现阶段的案外第三人救济机制体系未能得到合理协调,各项救济机制的立法目的与功能效果过于混乱,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尚不完善。第三章,笔者从协调案外第三人救济机制应遵循的原则,将该机制下的四项救济制度予以协调,得出必须依托执行程序提起的救济制度中的执行异议制度只解决程序上的争议,而执行异议之诉制度解决实体上和实体、程序并存的争议,而且对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前置条件提出反对意见。在必须依托执行程序提起的救济制度,与不需要依托执行程序提起的救济制度的关系上,前者应优先于后者进行适用,而且后者当中的审判监督制度应减小其作用,回归于其立法的最初的功能,减轻对案外第三人救济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