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最早出现在1967年英国的圣·克里斯托弗医院,主要探讨应当如何对待临终病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许多病人的生命得以延长,但是由于科学主义的影响,医院中也出现了对待病人的“去人性化”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临终关怀”立足于舒缓疗法,以控制病痛作为服务核心,让病人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人生之旅。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区域的人们对于死亡方式的选择有很强的倾向性,这是由于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之故。在中国,有“善终”的说法,这是中国人对终结生命时之状态的期待。在传统社会,即将死亡的人应当在家中度过最后的时光,所有的亲友陪伴着他／她,但是在现代城市中,越来越少的人死在自己熟悉的场所。究其因为,一方面由于当代社会中已经不存在“濒死者”只有“临危病人”,所以他们通常都需要在医院中、在治疗中等待死亡；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社会中的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而现代城市中的居住条件已经不再适合用来照料濒死者,这使得今天我们在处理死亡的问题上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国内已有的研究资料来看,有关“临终关怀”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医学领域,这个主题所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医学,应当还包括文化,甚至可能后者更为关键。将临终关怀实践放入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就会发现“孝道”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ST作为研究范例,考察其在营运中对“新孝道”的宣传以及市场化公益的运转模式。传统孝道所要求的在家中为父母养老送终,以及新孝道所宣扬的将父母送入关怀医院享受照顾,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话语上的转变,背后凸显的是对于“自我生命存在”看法上的差异,以及现代社会将自然化的死亡转为医疗化、社会化的历程。不同于西方的是,我国的“临终关怀”并没有纳入既有的医疗体系,没有一套严格的评估机制,加之传统观念上对“死亡”的拒斥,这些都导致了目前的“临终关怀”机构大多还涵盖养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