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巫文化主要有两个基本方面，即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中国早期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是交错互叠的，它们既分化又交错的发展，为中国古代的礼制文化和生存哲学积淀了丰厚的基础。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相互结合并不断发展，从基本面上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属性和走向，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　　 在以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早期巫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观念，其中的天命观对《易经》卜筮文化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易经》是我国古代巫卜文化的产物，是对早期巫卜文化的有选择的总结，其中贯穿着一条天人关系的主线。所以，《易经》具有“究天人之际”、“穷造化之原”的特点，它通过把握吉凶消长之理，而追求进退存亡之道。源于卜筮活动及其经验总结的《易经》，是以卜筮方式应对和解决生存问题的生存哲学典籍。　　 《易经》之卜筮通过占断以预测吉凶、利害、安危的活动，进而实现其趋吉避凶、规避风险的目的。《易经》文化将变易世界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既为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提供了可行性，也为人类生存问题的解决与应对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范式。在人的生存问题的解决与应对上，《易经》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直接目的彰显了中国文化实用理性的特点。经过《易传》的提升与转换之后，《易经》之实用理性更富于较高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了指导人类解决和应对生存问题的普遍意义。　　 在模拟和表征了宇宙及人世结构和变动关系的基础上，《易经》全经以“简易”的方式从“变易”的现实中探求“不易”的认识路径，既有助于人类在变动不居的生存环境中认识和把握“不易”规律的作用，又对人类认识纷繁复杂的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易经》将人类生存问题中的安与危、利与害纳入一个简易的模式化体系中，通过对其变动关系的分析进而把握天人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有助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更有助于人类对生存问题的应对和解决。　　 《圣经》与《易经》一样，都是群体的历史创作。它们由若干位作者经历若干年的时间创作而成，其创作过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使其中的思想和观念直接体现着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为我们后来者探索天人关系和神人关系的源头与内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和视角。　　 在启示文化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圣经》，通过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形式，将自然与人类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均纳入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体系中，形成了它特有的人神关系模式。作为源于启示文化的宗教信仰经典，其核心内容所反映的主题是神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一贯穿《圣经》全书的主线人神关系中，神的属性、权能和地位决定了他不仅是启示的主体，而且是信仰的根据;人的属性、能力和地位都根源于神、决定于神，人只有信靠神，才能通过神的护佑和救赎实现正常和有意义的生存。　　 《旧约》是早期希伯来人及其后的以色列人，在解决和应对其现实的生存问题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其周围人群解决和应对生存问题的文化创造的基础上形成的宗教经典。现实中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的问题，逐渐从人生存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向精神空间转移，通过精神解决的办法逐渐化为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依靠神灵来解决难解问题的方式直接构成了宗教信仰的基础。从以色列选民的上帝到全体人类的上帝，是上帝观念上深刻的神学革命，从形式上表现为从《旧约》到《新约》的革命。《新约》在创造性地继承《旧约》观念的过程中，改革了《旧约》强调律法主义倾向，形成了《新约》强调耶稣基督信仰的救赎观和公义的伦理观。　　 《易经》是中国早期祭祀文化和卜筮文化发展的产物，《圣经》是希伯来人早期启示文化发展的产物。而祭祀文化、卜筮文化和启示文化都以沟通人神关系为基本内涵，都具有“巫性”，都可以归结为“巫文化”。所以，从文化形式上看，两大经典都是早期巫文化发展的产物，具有可通性。《易经》及其中所蕴涵的天人关系，《圣经》及其中所蕴涵的神人关系，都与其文化主体对生存问题的解决与应对有着根本的关联，都是对现实生存中“难解问题”进行解决和应对的文化方式，而且都具有对所有生存问题进行解决和应对的指导意义。所以，从文化功能上看，两大经典文化在指导人们解决和应对生存问题上具有可通性。　　 人的生存问题，同时兼含了与生物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存在相关的一切问题。在人的意识和思想观念对生存问题的关照下，与人的生物生存、社会生存和精神生存三个基本领域相对应,形成了人类生存中自然、社会和精神的三维空间结构。生存空问的三个维度间相互融摄与贯通，从根本上为人的存在提供了安身立命之地。三维生存空间的割裂与变形，就会形成相应的“自然倾向”、“社会倾向”和“精神倾向”。坚持其中任何一种倾向都必将导致人与社会的扭曲甚至出现人性的变态。　　 要实现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人性的整全性，还必须吸取两大经典在文化和价值导向方面的长处与优势，进行文化的整合与创新。只有在重视人类生存三维空间结构的完整性基础上，才可能为人和社会的变态与人性的扭曲找到修复的路径，才能弥补东西方文化各自所存在的缺失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