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的剧烈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让新式知识分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和表达权。我们常常认为，民国初期的民众享有较高程度的言论自由，而具体体现在报业的时候，这一时期是办报高潮和报业显著发展的时期。当时报刊的创办，甚至达到随便拉几个人，一份报纸就产生的简易程度。虽然这样的报刊只注重一时的轰动效应，是因时、因利而生，但开放的社会风气、宽松的政治环境可见一斑。而报刊也成为时人交流、碰撞、商议的流行方式。风云际会的民国，尽管新闻业的发展跌跌撞撞，却在越来越多的摸索和保护之中，始终向前。优秀的报人、成功的报纸，民国史上少不了这样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份报纸，一个报人，一个时代，张季鸾的身上集合了这样三重影子。从清末到民初，再到民国中后期，张季鸾的社会角色、身份转换是个曲折而多变的过程。由激越的革命青年到秉持“四不”的言论领袖，再到接近国家、社会核心权力的精英人物，《大公报》成就了张季鸾，而张季鸾成就了《大公报》这样的命题也同样成立。本文通过公共交往这个视角，力图展示张季鸾丰富的报刊活动、公共交往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以及他在交往网络中的呈现。以公共交往为始，而落脚于公共空间。文章分为四个部分，旨在从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勾画民国报人的公共交往图景：　　 第一章从宏观的角度来梳理，围绕近代传媒和新式知识分子两个关键字展开，探索近代社会和传媒的发展带给新式知识分子怎样的转变。在一个“被现代”的古老国度，近代报刊终于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反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平台，斗争的利器。传媒的公共性凸显。而这种转变直接导致了新式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活动空间的变化。而像张季鸾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社会剧变中有怎样抉择和转变，有怎样的新闻活动和思想，而成为社会言论精英?　　 第二章围绕着张季鸾与《大公报》展开描述性的公共交往考察。以早期的学缘为肇始，探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报刊活动中，张季鸾的多重角色、身份下的不同社会表达。作为报人的张季鸾因着学缘、地缘、政缘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空间。公共交往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种形式的交往杂糅在一起，并且与各个成员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烈，不断重构着张季鸾的新社群和新的人际关系网络。而新社群、关系网络的不断重构，也以反作用力的形式促进张季鸾的公共交往。由此，公共交往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　　 第三章重点论述张季鸾公共交往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空间与《大公报》的关系。公共空间与《大公报》是共存共生、相互促进的，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大公报》所塑造起来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平台，张季鸾一开始的公共交往先建构起了公共空间存在的可能性，而公共空间的发展急需公共交往的扩充，从而使公共交往成为必要性。日渐成熟的公共空间对于报纸言论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参与进大公报这个公共空间的分子，用一种开放式言论的自由来扩充这个空间。总体来看，张季鸾的公共交往充满了知识分子建构公共空间的责任意识。　　 第四章作为尾声，由《大公报》回归到张季鸾。从张季鸾最具典型而矛盾的两重身份出发，分析这两重身份下的公共交往呈现。张季鸾自自身的国家政治中心理论确立以后，始终坚持自己的路线。然而特殊的历史时空让张季鸾既是独立报人又是政府谋士。权势中心以外的张季鸾是个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而权势中心内的张季鸾是以自由主义的尴尬身份出现。这一切显示了知识分子在处理与实际政治的关系的时候表现出的独立性与依附性的纠结。　　 而结语对整篇文章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民国的政治环境、报业的发展、报人的职业化，让民国的报刊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任何一种活动、任何一个人物都脱离不了具体的时空、文化关系，民国时期报刊活动在历史动态中得到诠释。用追求理想的执着，以报刊为武器，孜孜不倦，企望改变社会、改变国家落后状态，这是民国报人得以垂青史册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