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其书法也有相当的造诣,有大量相关的书法论述见于书信和日记之中,并且有大批墨迹传世。本文通过对曾国藩思想根源的探究,以此为突破口来研究曾国藩书法,将曾国藩书法放到大的社会背景、思想史背景、文化史背景中去观照,对曾国藩书法在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位置作客观而恰当的评价——曾国藩可以称得上是晚清帖学书法的改良者。晚清书法格局表现为：一方面,魏晋以来的二王帖学书法历经宋、元、明、清,逐渐偏离了帖学书法的道统,已经是日薄西山,行将朽木了。另一方面,乾嘉以来,出于考据学的需要,大量来自地下以及穷乡僻壤、边陲远关的书法资料层出不穷,经过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倡导,终于酝酿形成了一股被称作是“碑学”的书法热潮,大大冲击了宋元以来的帖学传统。曾国藩一生浸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毕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终极的追求目标,不停止地探寻儒家思想的真谛,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具个性的“理学经世思想”。以“卫道”为最根本的出发点,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极力维护现有的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秩序,思想上倾向于保守而不是破坏。曾国藩从儒家卫道思想根源出发,认为书法首先是实用性的,是“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在文艺思想上秉承儒家“致中和”、“致中庸”的审美标准：一方面表现为维护帖学传统,维护书法的秩序,矫正宋元明以来的帖学偏离书统的现象,从帖学内部出发,吸收唐代的楷书的法度、秩序、力量、气势,形成一种以阳刚为主,刚柔相济的书法风格；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法度和秩序的过分依恋,导致了艺术性和创造力的不足,始终不能摆脱“馆阁体”的影响,没有形成对晚清帖学书法的超越。但是,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书法在书法史上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曾国藩书法思想在整个书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一,秉承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体,书法为用。将书法作为一种手段和方式来教化民众,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二,曾国藩书法思想以阳刚为主,刚柔相济,使他们合二为一,达到统一、和谐、自然,达到儒家审美理想的“致中庸”、“致中和”境界。赋予了书法辩证观更深刻的内容,丰富了中国传统书法辩证思想。三,“寓沉雄于静穆之中”、“合雄奇于淡远之中”的书法风格,反映了曾国藩对传统帖学书法的迷恋,对恢复魏晋书法道统的信心和决心。四,以曾国藩书法状态为视角考察晚清书坛,可以看到：晚清时代上层官僚书法和“馆阁体”,仍然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位置,各种书法风格并存、并行的现实状况,从而澄清晚清书法史中对晚清书坛“碑学一统天下”的偏颇描述。另外,本文并不是单纯就书法论书法,注重在社会大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下宏观分析曾国藩书法现象,从思想根源上寻找答案。首先认清曾国藩思想渊源,然后进一步将曾国藩书法放在整个中国书法史背景中观照,对曾国藩书法思想和书法风格作全面探究,在把握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基础上,对“曾国藩书法在近代书法史上的位置”这一问题,还历史时事一个本来的面目。给现当代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填补中国晚清书法史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