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威廉斯首倡的“道德运气”是一个极富争议性概念。威廉斯以“人应该如何生活”为切入点,通过揭示伦理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来反思运气与道德的深层关联。道德运气问题直指伦理学的核心,即在人性的有限性及道德规范的有限性下人怎样能生活得更好或者人到底如何实现一种好的生活呢?传统道德理论在解释道德与幸福之冲突时,总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将运气拒之门外。如康德义务论为了使道德免受运气影响,保持道德的至高无上,将幸福寄托于彼岸世界,彻底切断了幸福与道德的关联。而功利主义则以“最大效用”为原则,在算计期待效用的过程中用大多数人的幸福置换了个人的幸福来确认行为的道德正确性。功利主义表面上看似解决了道德与幸福之冲突,实际上却将个人幸福完全暴露在运气之下。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虽然承认了运气的存在,但并未对运气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威廉斯意识到,道德与幸福之冲突的背后或多或少与运气相关,任何忽视了运气因素的道德理论都不可能给予个人生活有效的指引。首先,威廉斯站在肯定道德运气的立场,通过对“道德”与“伦理”概念的区分,指出伦理生活不能狭隘地仅从“道德的”层面去理解,伦理生活所指向的是对“这个人”来说合理的、具有意义的、值得去过的良好生活,这种“良好”并不必然与道德意义上的“善好”相关;其次,威廉斯批判了康德主义伦理学和功利主义因其拒斥运气因素而暴露出的理论缺陷,都不是一种人们可接受的关于良好生活的道德理论,并用一种新休谟式内在理由模型来论证道德理由的正当性;最后,威廉斯从第一人称的反思性视角将行为辩护区分为道德辩护与合理性辩护,揭示了传统道德责任观与行为辩护方式之局限性。合理性辩护与道德辩护的区别主要是为了表明在个人的伦理生活中,合理性辩护容纳了运气因素,对个人良好生活同样具有伦理意义。威廉斯的道德运气思想对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在方法论上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传统道德哲学无论从理性主义还是情感主义出发阐述道德和建构理论,忽视了运气的考虑,威廉斯关于运气与价值的研究是在伦理学领域运用科学方法的一种有益尝试:即从经验事实出发来获得和检验理论,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论述无可挑剔,如“内在理由模型”过于偏重于心理主义,不仅导致道德价值上的怀疑论,而且可能使道德行为成为一件可以任由人选择的事情;又如,威廉斯对道德概念与合理性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晰,导致合理性辩护不能适用于所有价值冲突情境,也不必然能证明结果运气影响下的非道德价值的合理性。本文从威廉斯的“道德运气”与“良好生活”两个维度入手,结合基因编辑案例,分析生物医学领域中的道德运气问题,考察了道德运气与良好生活之关联,并对威廉斯内在理由模型以及合理性辩护进行补充与修正。我们可以发现,运气对道德评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评价程度和责任范围的差异上,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到道德评价或者道德价值。只有在道德两难情境下,运气才会成为真正影响道德评价的一个因素。本文虽然认同威廉斯所提出的“道德无法免于运气”的思想,也承认我们应该立足于现实生活本身去探讨“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从威廉斯的道德运气观中,看出其所表达的“人的限度”这一主旨。因此,在伦理实践中,我们既要重视道德规范在实然性和应然性两个维度上的局限性;也不能过份夸大运气对道德的影响,从而造成某些非道德行为在合理性辩护的庇护下对伦理规范任意侵犯。在此意义上,道德的存在意义既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也不是实现人的神圣与崇高,而是在于保障人们追求一种可能的良好生活,并引导人们以一种合理的态度来看待生活中的运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