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赶超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2013年又成为全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经济产业进步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自1992年我国首次出现服务贸易逆差以来,28年间逆差持续存在,数额也不断增加。21世纪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虽然与全球服务贸易呈现出一致性的增长趋势,但这一阶段中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与数额不断扩大,则揭示出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进程表现得并不均衡。在国际贸易相关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比较优势框架下的各种理论深入人心。但随着信息科技与全球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相关研究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背景下的贸易机制相关分析与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需求。中国作为一个商品贸易大国,并在不断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源,其比较优势必然也不会一成不变。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相关竞争环境、具体企业战略以及政府政策支持程度的变化,服务贸易发展既是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机遇所在。为了分析我国服务逆差现状的成因,并剖析影响我国服务贸易差额的重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在结合相关贸易理论分析,识别我国与世界的服务贸易现状与结构,并利用显性比较优势、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等指标进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比较后,在增加值贸易的统计基础上,结合世界投入产出表及相关数据库已计算获得的中间指标,分析验证了我国与其他41个国家在2000-2014年间的双边服务逆差的影响因素。在本文实证分析中考虑到的影响因素有:制造业垂直专业化贸易净额、服务业垂直专业化贸易净额、外商直接投资、国家研究与开发投入及资本限制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其中,制造业垂直专业化贸易净额与服务业垂直专业化贸易净额两个变量是为体现中国与另一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制造业参与程度与服务业参与程度,是对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在双边层面的计量。同时,考虑到服务项目区别于制造业产品的特性,制度环境如资本限制程度、贸易自由化程度与金融开放度等制度指标也被纳入本文的实证研究模型中。在运用Stata和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中国与41个国家的制造业贸易垂直专业化参与程度、服务贸易垂直专业化参与程度、外商直接投资与研究开放投入和相关制度环境等变量对双边服务逆差的影响后,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服务贸易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增强有助于缓解服务贸易逆差,而制造业贸易垂直专业化的程度会加剧服务贸易逆差,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助于缓解双边服务贸易逆差。同时,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对贸易逆差的影响机制受到相关国家研发投入水平这一变量的调节。当对方国家研发投入增加时,会通过增强制造业垂直专业化贸易加剧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也会抑制服务贸易垂直专业化水平对服务贸易逆差的缓解的作用,最终的结果是服务贸易逆差加剧。2018-2020年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几个来回发展以及世界政治局势愈加紧张,商品贸易量受到了严重影响。不仅是中美两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世界整体贸易量在这三年间都经历了巨大压力。而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服务贸易虽受到了轻微影响但并不严重,不仅表现了很强的韧性,还在数字经济与信息科技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很多新兴的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及途径、新兴的服务业态,服务业开始展现其发展潜力。也是在这三年间,知识产权贸易及相关制度完善成为热点议题,文娱相关服务的贸易性也迅速提高。在全球贸易迅速发展的时期,发展中国家承接了相当多的低端制造业外包,在此间获得代工收益的同时,资本以及人力资源水平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技术水平及研发投入等也在不断提高。当人口的数量红利不复以往,比较优势也在不断产生动态变化,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显得尤为重要。在全球发展趋势下,发展服务贸易几乎已成为必然之路,但在指定具体政策措施之前,深入的数据研究与影响因素剖析也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也越来越多地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相关联。如何发现并把握经济增长与贸易发展的新机遇,在未来的国家发展与国际竞争中也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