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范围之内，民主化是政治生活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纵观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兴起了被学术界成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这次民主化席卷了数十个国家，大量的威权政权在这次浪潮中受到强烈冲击，要么轰然垮台，要么主动或者被动转型，开始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其中台湾和新加坡两个地区，引起学术界和世人的广泛关注。这两个地区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并且都属于最狭义范围上的华人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经济发展水平、中产阶级力量、识字率、城市化水平等一系列结构条件都已到达民主转型的标准，然而两个地区的民主转型却呈现天壤之别，台湾在经历最初的压制、动乱之后，统治者综合考虑压制的成本和开启自由化的收益，选择了顺应时势，在10年之内，较平稳地从自由化到民主化，实现了民主转型。而新加坡，却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自始至终，执政党就没有意愿与反对势力妥协、谈判，面对反对势力的挑战，执政党选择的借助国家力量严厉打压，恩威并施，反对力量始终处于围追堵截之中，一直就没能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力量，只能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发表一些观点或者被笼络进政府内部。反对派未能成气候发展壮大，内部也就更难以分成激进派和温和派，加上执政阵营中强硬派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缺乏改革派和温和派联合的现实条件，导致民主化的结构条件已经具备，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民主转型第一步的吊诡现象。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得以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个另类。新加坡和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末都已经具备了结构主义者界定的转型条件，但是转型结果却截然相反。由此可见，结构条件只是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只是为民主转型提供了可能性，但具备结构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实现转型。当处于民主转型的门槛时，需要政治行动者尤其是政治精英去推动甚至加快这个过程，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让民主转型变成现实。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的产生、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大众民主诉求的增强等结构条件并不能直接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它们要想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找到一个着力点和助推力，这就是政治精英的选择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