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并非我国民事诉讼的原生制度,系移植于大陆法系国家。2019年10月1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2019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增补了文书提出命令的规定,使得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化,该制度的移植以及研究主要是为了加强当事人的证据收集能力。由于我国立法上对于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保障较少,导致当事人的证据收集能力以及手段十分有限。因此,对于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引入以及研究,能够提高事实查明的准确性,平衡在司法实践当中有可能出现的证据偏差。每一个制度的制定都会有着其弊端及局限性,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也不例外,这导致学界在申请条件、适用范围、审查程序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争议。本次的论文结构主要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文书提出命令的内涵,接着论述其设立目的,移植该制度的功能定位。在第二节当中论述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与其他证据法律制度之间的异同,使得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能够与其他制度相区别。通过将文书提出命令的内容与相似制度的比较分析,避免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发生混淆,导致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一直处于闲置的状态。本部分主要论述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与调查取证制度、英美证据开示制度和证明责任制度的异同。第二部分:在2019年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出台的背景下,该部分主要论述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的现行规定和现行文书提出命令制度规定的不足之处。该部分主要涉及2019年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45条-48条。虽然2019年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较之2015年民诉法司法解释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有重大的突破,但是在具体司法应用当中,其实操性仍然面临较大的困难。除此之外,在2019年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修改以及增补当中,诸如文书申请条件的特定化补充措施、文书保密措施以及违背文书提出命令法律责任等规定也尚且不完善。第三部分:该部分主要采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源于大陆法系国家,而德国和日本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德、日两国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处于成熟的形态,借鉴德、日两国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实情,能够更好地完善我国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第四部分: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研究我国现有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完善建议,主要是通过文献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首先通过我国学术著作以及文献的研究分析,提取出符合我国实情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实操规定,参考德国、日本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可行性操作,提出完善的建议,这次的完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文书客体、补充文书特定化措施、文书提出命令的保密机制、文书提出命令的申请时间、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救济方式和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