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有关侵权死亡赔偿制度法律问题的讨论已是愈演愈烈。虽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等都对侵权死亡赔偿制度进行了不断的完善,但是在制度完善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也随之而来。如有关法律文件的规定无法统一且存在相互矛盾,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无明确界定,赔偿范围、赔偿标准规定模糊不清等。这些问题的产生不单只成为立法技术层面上必须解决问题,也同时掀起了在社会生活中乃至于政治领域内关于“同命不同价”的舆论风波。其引申出了更深层次关于公平正义原则的适用、社会价值的取向、法实施的效果等方面的不同讨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理清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理论观点,明确死亡赔偿金性质,重新划定死亡赔偿的范围与标准已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借梳理死亡赔偿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关理论探索,分析具体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在立足我国实际国情的同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找出更符合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的完善方向。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宏观上把握侵权民事责任和死亡赔偿制度的相关概念、特征及内容。并通过分析梳理现有的法律法规发现存在有关问题,即引申出文章需要解决的关于侵权死亡赔偿的权利主体、赔偿的范围以及赔偿标准的三大问题。第二部分是对侵权死亡赔偿主体论述的展开,也就是讨论谁作为赔偿请求权人的问题。文章对“继承主义”与“固有损害主义”这两种针对死亡赔偿的权利人应属于谁的学说作重点比较,同时结合我国立法讨论此二者观点的优缺点,最终得出本文观点,即侵权死亡赔偿应是基于侵权行为发生了导致死者近亲属亲人离世的事实,而此事实又直接引发死者近亲属相关的精神损害以及财产性损失,所以赔偿的本身应是针对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而非对死者本身命价的赔偿。此外,在确定近亲属系侵权死亡赔偿的权利主体的同时,进而明确近亲属概念应该理解在哪些范围内,才是对真正受害者的抚慰。第三部分是对死亡赔偿内容的整体界定,即死亡赔偿是对死者近亲属何种损失赔偿的问题。要理清该问题首先应从“精神赔偿说”和“逸失利益说”两个学说的比较入手,本着有损害才有赔偿的民法精神,可以看出侵权行为给死者近亲属带来了既有精神上的也有财产上的损害,故赔偿内容应同时囊括此两项内容。其次从立法完善以及保护受害者的层面分析得出这两种赔偿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有单独成项的必要。此外,在侵权死亡赔偿制度中一直存有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一项,而本文认为死亡赔偿金实际上是对失去了受害人未来逸失利益所作的填补,其中理应包含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支出,故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被死亡赔偿金所涵盖而无需单独成为一个赔偿项目。综合对这几个赔偿内容关系的分析,本文将最终得出侵权死亡赔偿的内容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相关性财产损失以及死亡赔偿金这三项的结论。第四部分是对侵权死亡赔偿的数额,也就是关于怎么赔,赔多少的问题展开讨论。我国对于死亡赔偿数额的规定散见于各个立法文件中没有统一标准。归纳后可发现影响赔偿的因素包括地域、年龄、户籍等。计算模式的学说又包括“差额赔偿说”与“定额化赔偿说”两种。这些问题不单只涉及立法层面,更是社会所关心的“同命是否同价”的敏感问题。本文认为上述问题应通过立足于平等和利益均衡的两大原则再具体到不同性质的赔偿中去解决。近亲属因为丧失亲人的精神损害应当是一致的,确立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是公平原则的一大体现。在此基础上对财产性损失的赔偿应该有所区别。原因在于个体在社会中创造的财富不同,如果一概按照统一的赔偿标准势必导致不公、使利益无法均衡。故本文认为应采取“差额赔偿说”与“定额赔偿说”相结合的赔偿模式,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采取一个统一的较高的赔偿标准,以减少与财产损失间体现的差异。而在死亡赔偿金方面,应根据受害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赔偿标准,以确保实质上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