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拆迁中屡见不鲜的暴力事件,是对权力行使的“污名化”.人类学的权力研究一向寻求国家之外的秩序与权威来源。本研究通过对政治人类学的过程论与生成性的两个理论框架的综合,提出权力是生成性的,即权力的获得是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并以民族志的论证方式系统地阐述无权者之权力产生途径、生长过程、内部外部环境、有效的行动机制,以及无需暴力的国家权力如何应对这种非强制性的权力。论文还结合过程人类学对事件过程的关注,对香港城市拆迁中既有权力系统“无需暴力的权力”与“无权者之权力”的“对抗性合作”这一复杂的城市权力生态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中国城市,未民主化的政府、非政治化的公民社会以及“关注的旁观者”个体,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发展出风云变幻却摒弃了暴力的政治生态。当权者尽量寻求民意认同的权力行使过程,和无权者为追求包括文化认同、集体记忆等目标在内的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文明抗争,使其城市拆迁的案例能够为内地的城市发展带来启示。香港湾仔是百年老区,街道、集市和建筑都能够反映香港发展以来的历史与文化。而利东街不仅保留了50、60年代的唐楼建筑群,还发展出了别具一格、在全球都小有名气的喜帖街本土文化。旧区、唐楼、街道合为一体,形成了香港特色的社区网络和本土经济。针对政府无视本土经济、文化认同、社区网络的推土机式拆迁计划,利东街居民在社区组织、公民社会和多元化义工的帮助下,成立了H15关注组,为保留社区网络和本土文化,作出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努力。　　 在大众媒体的呈现下,利东街无权者之权力的生长是一出断断续续上演的从分裂、危机,到挽救性行动,到社会地承认彼此分歧的社会戏剧(social drama)。H15关注组是因街道被权力“挪用”而起,而在香港社会创造了一系列的公共事件,形成了较大影响的社会运动。关注组因应政府的重建计划,在与权力的互动中,实行了从被动到主动,从运动到组织和动员,再到公民社会组织的转变。而在功能上,它实行了从反对重建计划、要求公众参与,再到实行公民教育、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转变。　　 作为一个无权者的组织,H15关注组依靠良好的内部运作机制,通过几位核心义工和街坊勇于牺牲敢于行动的坚持,确保了无权者之权力生长的良好趋势和健康状态。外部多元化的行动者和网络,包括从草根组织到国际公民社会,对利东街居民运动的关注和投入,使关注组的抗争行动展示出了积极而强大的生产性力量,这是无权者之权力得以展现并被重视的原因。　　 利东街居民之所以在香港社运史中书写了新的篇章,成为抗争历史最长、引起最大反响和最有影响力的居民运动,是因为运动采取的行动形式,不仅是过往的继承,也是运动者结合政治、文化和具体环境,在行动的形式和意义上进行创新和发展的结果,是香港近年来集体行动形式的集大成者。居民根据不同形势的发展,与不同组织结合,采取传统的游行、游说行动,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行动,以及工作坊、公众咨询等建设性行动,尤其在香港首次提出了自下而上、多赢合作的民间城市规划方案。而公民不服从行动能够引起媒体关注和公众同情。而针对其他重建区居民开展的公众教育行动,能够鼓励更多人参与城市规划。　　 关注组的努力虽然屡遭挫折,但也得到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较高认可,成为香港市区重建和城市规划领域中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行动者。政府部门也针对公民社会的反对和呼声,在施政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改进。利东街居民运动与香港政府部门两者之间所呈现出的“对抗性合作”这一政治生态模式,既给予无权者发声和行动的机会,也有助于当代城市的政治治理,是一种具备很强包容能力,值得内地城市借鉴的公共管理模式。　　 利东街居民的公众参与为内地的公共政治提出的经验有:儒家文明能够与公民文化很好地结合；社会运动可以成为常规政治的一部分；社团管理可以适当放开而不会导致混乱；城市治理应该鼓励公众参与等。论文最后对无权者之权力进行了一些理论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