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着眼于李渔文化品格及其成因的考辨研究，是要在更久远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梳理影响李渔一生的各种主要线索，探讨李渔人生选择、思想演变、创作风格形成等的深层原因。并且通过一些基本事实的考辨，澄清李渔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尽量客观地描述出一个相对真实的李渔。论文共六章，前五章《李渔生平研究》《李渔文化品格研究》《李渔思想观念考辨》《李渔技艺观念技艺修养与创作》《李渔词与词学研究》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第六章《作品考证》是这个论题的延伸研究。本论文主要观点有： 第一，在早期人生选择中，李渔弃医从文，走上科举道路，是晚明“商而士”社会风气的具体表现，其主要动机是欲通过科举入仕，改变医商家庭低下的社会地位。李渔走上科举之路，是一种自愿的行为，没有丝毫勉强的痕迹，也不存在因家产继承原因而被迫应举的情形。鼎革之后李渔未再应举，其原因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而是对名士、山人生活方式的向往以及聪慧多艺的自负。移居杭州之后的李渔走上“卖赋以糊其口”的道路。李渔此时的文学活动，已具有了明显的营利意识，偏离了传统文人文学创作的轨道。以后他又经营书肆，组建家乐。李渔集作家、编辑、出版商、导演、演员，班主于一身，以文人与作家的身份参与文化商业运作，成为一个非士非商、亦士亦商的边缘性人物。 第二，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化形态和独特教育方式的传统医学以及医商家庭的文化环境，给李渔的成长和发展以极大的影响。李渔人生观的确立、职业的选择以及文艺观念与创作风格的形成无不打上医学文化的深深烙印。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一，对李渔的思维习惯、文学观念、创作风格的深刻影响。李渔理论思辨的系统性与辩证特征；作品中作者强烈的主导欲，过分的理性介入；浓厚的经验性色彩；主要人物的李渔面孔等等，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过这种影响。二，传统医学是李渔养生观念的一个重要基石，也成为李渔人生观、价值观、处世哲学的重要理论依靠之一。《闲情偶寄》之颐养部，多从医理出发来谈养生，是李渔养生思想的核心内容。即使其养生观念中的养心原则，也很难排除医学对他的影响。三，医学文化传统中的医、巫之争影响了李渔的信仰，使他从小就确立了不信巫的立场，并与其后来所收受到的儒学教育一起导致他无神论观念的形成。 第三，李渔的一生的政治态度凡三变：崇祯后期，充满了为忠为孝的儒生情怀和慷慨轻财的豪侠之气；甲申之乱至顺治八年之间，政治态度和倾向极为复杂。有伤时忧民之情怀，有被强制剃发后的激愤，有过舍生取义之想法，也有过对时局之无奈。这些都具有明显的情绪化特征，不能转化为一种恒定的政治情结和政治操守。顺治八年之后，李渔成为清朝的顺民，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清王朝就忠心耿耿。在道义与生存面前，李渔则更多的是考虑后者，他的政治态度呈现出实用多变之特征。因此，李渔的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儒家操守，显示出市民哲学的特征。李渔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李渔承认自己是孔子徒，但其对鬼神的态度却比孔子更为彻底，对于“运”“命”的理解也是如此。李渔不相信独立于人的感觉世界之外的任何力量，不相信鬼神上帝能支配人的命运，一生表现出了坚定的无神论信念。李渔无神论观念的形成，与医学文化中医、巫之争有很大关系。 第四，在李渔的哲学观念中，特别强调“心”的作用，但李渔“心”之概念并非主要来源于王学，也绝非一个王学所能涵括了的。传统医学中的“以意为医”的思想、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观念等都可作为李渔“心”之概念的直接来源。李渔之“心”与王学“心”之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第五，《肉蒲团》作为一部性小说，在观念、细节、行文风格诸因素上与李渔的创作有大面积的吻合，《肉蒲团》为李渔作品无疑。《合锦回文传》则与李渔无涉，其对唐末历史史实的认定、鬼神观念与信仰、行文多用儿化词等特征上与李渔作品形成鲜明的区别。 本论文需要说明的有如下两点； 一，本论文以考代述，考述结合，意在澄清事实，考镜源流，辨别真伪。而不作单纯的人格评价，也不作单纯的作品评价。 二，本论文不是一种面面俱到的研究。对学界已经认定的事实或不作讨论，或简要概述，只就李渔研究的某些领域里未涉及到的、或存有争论的但又对李渔构成重要影响的问题作较为深入的考述考辨，以期达到提纲挈领、以小见大之目的，然由此带来松散支离之病，在所难免，敬请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