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民族主义蔚为风潮，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变迁的一大动力，此一论题亦长期为学界所关注。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作为一个现代性的范畴，其思想理论源头无疑直指西方，然而这一舶来品扎根中国过程中，亦深受前近代的族类意识、华夷观念等诸多因素影响。在涉及中国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相关问题上，不论持“根基论”(primordialism)的溯源式研究，还是持“建构论”(constructionism)的重新阐释，抑或两者之间畸轻畸重的综合研究，大都趋向于从“正面”和“内部”切入论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把整个清代历史划分为“古代”和“近代”两截，也造成今人历史研究条块分割的现状。本文选择不为民族和国家所包容的“汉奸”作为研究对象，打破近代史开端的的界限，尝试从“边缘”角度“反向”探索清代民族和国家的变迁过程。　　族群/民族认同的形成必须凭借“边界”来维持。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族群/民族认同的建立和维持除了必然排斥、驱逐异族以实现外，还须排斥族群/民族内部出卖民族利益的叛逆者和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者。根据大多数辞书字典解释，“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这一概括并不完全准确，但已经指出“汉奸”最初用来指称游离子汉族之中的部分人，后来才特指“中华民族”中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人，揭示了“汉奸”内涵前后变化这一重要特征。“汉奸”介于内外、敌我之间，是中华民族中最不为民族和国家所包容的成份。本文对明末清初以来各个时期的汉奸问题进行具体研究，深层关注的则是汉奸现象背后民族和国家观念的变迁，具体来说就是中华民族形成和认同的历程。　　“汉奸”一词产生于明朝末年，“汉奸”话语产生的思想和观念基础乃是传统华夷观念。概念的产生和流行一般晚于他所涵盖的社会历史现象，因此仅从概念符号入手研究问题也会丢失很多历史信息。在“汉奸”符号产生之前，汉奸现象就已经存在，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本文通过概念内涵回溯历史，简要地探讨了正史叙述及私人史论著述中对这一类人群的评价。明末清初，清朝统治者对明朝所构建的一套华夷观念经历了一个从认同、抵制到改造的过程;易代之际的明季遗民对清朝政权及其所构建的一套华夷话语则经历了一个抗争、屈服到合流的过程。满洲以异民族身份入主中原，格外强调“华夷一体”、“中外一统”和“大一统”思想，此间汉、满、蒙、回、藏等五族一体意识逐渐产生。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超拔出这套源远流长的“华夷”话语，而是对它进行了改造和更张。从雍正朝开始，“汉奸”大量用来指称边疆民族地区打破族群界限，违禁与“生苗”、“生黎”、“夷匪”、“生番”、“野番”、“逆夷”等等所谓的“化外”民族交往的汉人。同时，“汉奸”也用来指称边疆沿海一带违禁与西方或者周边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的人。本文对清前期发生在内陆边疆地区及边境沿海一带的汉奸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中央王朝通过边疆施政、排斥“汉奸”以维系其臣民国家认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边疆地区各民族互相融合，族群界限开始模糊，“汉奸”的汉民族属性亦随之模糊。“汉奸”主要是汉人，但不一定是汉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处于“自在”阶段的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　　鸦片战争前后，华夷观念仍然起着支配作用，“夷”大量用来指称西方人，而“汉奸”现象更多地出现在边疆沿海一带的中西之间。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把中国卷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和世界体系。“汉奸”往往在内忧外患之时粉墨登场，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出现的“汉奸”行为有其共性，亦各有特点。本文除了详述晚清历次中外战争中“汉奸”现象的共性和特点之外，更立足于从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角度来审视中外交涉中的汉奸问题。在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国际公法中不乏惩治内部“通敌”、“奸细”、“间谍”、“细作”、“叛逆”、“好卖”行为的条款。民族和国家必须通过固守“边界”来维持内部的凝聚力，抵御外敌入侵，通过严刑峻法以惩治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叛逆者为各国之通例。然而，战争失败后，西方国家往往会在不平等条约中精心拟定一条豁免“汉奸”的条款，比如《南京条约》第九款和《马关条约》第九款要求清政府释放“汉奸”，《辛丑条约》第六款则要求对因服务于侵略者而遭受损失的中国人进行赔偿，这实际上违背了国际惯例，也干涉了中国的司法主权。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的过程中，随着华夷观念的式微，清前期流行的“苗疆汉奸”之类的“汉奸”称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汉奸”概念发生了现代性的转换。　　在晚清中国人民反侵略过程中，西方人基于既有民族国家观念从“Chinesetraitor”、“native traitor"、“traitorous natives”来理解“汉奸”的含义，“汉奸”不再是“汉人”，而是“中国人”中的“叛逆者”或“卖国者”，“汉奸”的汉人属性进一步模糊。西方列强的频繁侵略加深了国人对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危机的认识，从而加强内部凝聚力。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干扰下，汉奸一次次逃脱了惩罚，更加深了国人对于卖国汉奸的切齿痛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形成过程中，“汉奸”明确地超出了汉人的界限，用来指称满人、蒙古人中的卖国者，甚至于光绪皇帝也多次被骂为“汉奸”。　　清季民族主义大放异彩，以孙中山、梁启超为代表的革命派和改良派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提出了两种方案。其中革命派揭橥排满民族主义的旗帜，把一切拥护清朝政府、反对革命的汉人视同汉奸，并构建了一套贯彻古今的“汉奸”系谱，此一套“汉奸”话语直接挑战了官方话语权威。梁启超在“民族”、“民族主义”及“中华民族”等核心概念的创制、学理输入和思想自觉方面功不可没，却始终难逃被骂“汉奸”的窘境。然而，他所力倡的以“中华民族”符号认同为基础的“大民族主义”无疑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辛亥革命后亦逐渐为革命派所吸收接纳。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观念得到广泛的认同，汉奸自然成为中华民族中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人。整个“汉奸”名实关系的变迁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形成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