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作物生产的副产品,农作物秸秆含有较为丰富的氮、磷、钾等营养物质,如果被随意丢弃,随着雨水、农田用水的浸泡和腐化,将会导致环境的污染;同时,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废弃物之一,秸秆如果被露天焚烧,将会同样造成环境损害、引发火灾、农田土壤破坏等不利影响。相反,如果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处置,则能充分利用秸秆资源,并避免秸秆废弃和焚烧所带来的危害。可见,秸秆具有“用则利,弃则废”的特性。在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双重压力的态势下,政府和各界学者对秸秆问题的关注愈加密切,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从制度、资金和技术等多方面支持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秸秆资源化利用也成为我国优化能源结构、发展绿色农业和低碳农业的重要依赖路径,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和实现绿色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农户是秸秆资源化利用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对秸秆的处置行为直接关系到秸秆综合利用的成效。那么,农户作为政府政策层层下达之后的终端受体,在政府连年发文支持秸秆资源化的背景下,其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行为究竟如何,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以及是否存在优化空间,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循环经济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运用统计和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秸秆资源存量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测算,梳理了秸秆资源化利用沿革,明确了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政策背景和发展方向;辨识了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认知和意愿状况,并从分散利用和集中利用的角度着重分析了农户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行为现状,以及影响农户认知、对秸秆收集利用生态补偿的影响因素和未能出售秸秆的原因;对比分析了种植大户与普通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异同,并对农户与政府及企业的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最后基于前述分析结论和国外代表性国家的秸秆资源化利用特点、模式和经验,给出了有效提升我国秸秆资源化利用水平的政策建议和优化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相关策略。主要研究工作及结论如下:(1)秸秆资源化利用是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而相伴产生的,大致经历了“启动推广”“巩固支持”和“提升增效”三个阶段依据政府政策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引导方向和技术发展进程,可以将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沿革大致分为“启动推广”“巩固支持”和“提升增效”三个阶段。从现有文件来看,政府对秸秆资源化利用问题的正式关注始于1996年,此后几乎连年发布有关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的规制文件。在1996-2007年这一阶段,政府对秸秆问题的认识主要是环境问题,治理重点也在于秸秆禁烧,从而防止污染大气环境。2008-2013年,秸秆资源化利用进入“巩固支持”阶段,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十二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等纲领性文件,并开始强调技术的重要性。2014年之后,政府加强了对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整理、集成和推广,对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越来越以追求效率为优先考虑。(2)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认知程度较低,但其利用意愿却较高,且受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认知的分析发现,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认知程度较低,还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的研究表明,79.03%的农户具有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说明绝大部分农户愿意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进一步研究农户利用意愿的影响因素表明,农户具有村干部身份、种植规模越大、农户感知秸秆的价值越高、对秸秆利用能够保护环境的认可度越高、对秸秆资源化利用政策认知程度越高,其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越强;农户年龄越大、家庭年收入越高,其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越低。(3)在秸秆禁烧背景下,农户逐渐对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具体的资源化利用方式主要受成本收益的影响对农户秸秆分散利用行为的研究表明,在秸秆禁烧的背景下,农户对秸秆的焚烧行为逐渐减少,转而对秸秆进行肥料化(秸秆直接还田)、饲料化(用作饲料)、能源化(用作燃料或制作沼气)、基质化(生产食用菌)和原料化(用作材料)利用。其中,对秸秆直接还田的农户最多,占76.91%,其它利用方式则相对较少。成本收益分析表明,农户之所以更多地对秸秆进行直接还田,是因为其它利用方式均涉及到秸秆的收集,由此产生的时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较高且难以得到弥补。也正是由于这些成本的存在,农户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意愿难以转变为行为。从效率上来看,直接还田并非最优的秸秆利用方式。因此,有必要对农户的分散利用行为进行优化,包括提高技术水平、从分散利用转向集中利用、实行补贴降低农户秸秆收集成本等。(4)大部分农户对于秸秆收集利用的生态补偿机制持肯定态度,但农户的受偿额度和支付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自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对秸秆收集利用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标准及支付标准的分析发现,95.34%的农户愿意接受一定金额作为秸秆收集利用的补偿,且补偿金额的期望值为56.43~59.19元/(月·户);72.46%的农户愿意为秸秆收集利用支付一定的金额,且支付金额的期望值为11.07~15.28元/(月·户)。相较而言,农户平均受偿额度约为其平均支付水平的4倍,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从农户受偿额度和支付水平的影响因素来看,农户的受偿额度主要受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农户的支付水平则受到种植规模、是否轮作、兼业类型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从影响因素的差异可以发现,农户的受偿标准较之支付标准有更大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这可能是由于农户存有接受更高补偿的心理,或者对秸秆收集利用的补偿缺乏认知。(5)农户极少对秸秆进行出售,其原因主要基于对秸秆供给、需求和交易成本3个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农户秸秆出售行为的研究表明,样本农户极少出售秸秆。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供给、需求以及交易成本等3个方面。在供给方面,由于存在秸秆收储运成本,农户拥有的秸秆难以形成有效供给;在需求方面,由于收储运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收集层面的自然风险,企业对秸秆的需求难以兑现为有效需求;在交易成本方面,违约风险的存在,容易导致企业建厂之前秸秆市场是买方市场、企业建成之后秸秆市场成为卖方市场,进而导致企业投资建厂的决策更为谨慎,对秸秆的有效需求也难以提升。因此,需要农户层面提供收储场地、企业层面承担运输成本、政府层面保障制度运行,三方的共同配合才有可能实现秸秆的集中利用,解决秸秆的收储运难题,形成秸秆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格局。(6)与普通农户类似,种植大户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行为也以秸秆直接还田为主,并未显示出规模化经营在秸秆利用方面的优势通过对种植大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分析发现,种植大户对秸秆的价值、秸秆利用相关政策等方面的认知高于普通农户,但其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与普通农户并无差异。虽然与普通农户一样以秸秆还田为主,但几乎所有种植大户都选择对秸秆进行直接还田处理。尽管种植大户具有秸秆集中利用方面的优势,但由于秸秆需求的不足以及秸秆交易市场的缺失,种植大户几乎未对秸秆进行出售,反而不得不承担更多由秸秆直接还田导致的不利影响。这说明,现阶段通过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户层面的集中利用并不能优化农户对秸秆的分散利用行为,种植大户与普通农户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中面临着同样的困境。(7)优化农户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行为,构建完善的收储运体系以实现对秸秆的集中利用,必须各个主体共同配合优化当前农户的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单从农户层面推进将难以实现,必须形成企业和农户共同协议的完善的收储运模式,并借助政府制度的力量来保障协议的执行,因此本文针对农户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首先,对农户与其他利益主体行为的两两博弈分析发现: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农户在进行决策和行动时,均以农户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其次,就农户、政府、企业三方利益主体的动态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和农户各自的目标函数或价值取向具有不一致性,加之各主体决策信息上的不对称,致使三方的动态博弈过程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而影响到了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有效运行。而通过求解三方博弈模型的均衡解,得到的启示是:三方只有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基础上付出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实现共赢的局面。最后,为提升我国秸秆资源化利用水平和优化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文章提出了:要加强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确保秸秆资源化利用政策落到实处;提高秸秆禁烧政策的普适性,强化农户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意识;加快秸秆农用技术的创新和推广,提高农户的分散利用效率;完善财政补贴政策,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政府引导、农户参与的收储体系;激励秸秆相关企业投资建厂,形成企业需求对接农户供给的市场化格局。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分析了秸秆收集利用的生态补偿问题。为治理秸秆焚烧、提高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效益,对相关主体进行补贴是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但是,有关秸秆收集利用的生态补偿问题并没有引起学者的关注,尤其是没有基于受偿意愿(WTA)和补偿意愿(WTP)两种尺度的同时分析。秸秆收集是连接秸秆分散利用和集中利用的桥梁,也是秸秆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必要前提,本文同时对秸秆收集利用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标准及支付标准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农户对秸秆收集利用生态价值补偿标准更加真实的评判。(2)提出了以政府引导农户共建秸秆收储基地、以秸秆相关企业进驻运输为构架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制约秸秆由分散利用转为集中利用、影响秸秆资源化利用效率提高的关键在于秸秆收储运体系不完善,现有研究主要从收储运环节的成本收益角度分析秸秆收储运体系的构建机制,对机制背后的行为需求探讨不足,而且既有机制也亟待完善。本文认为,从保护性耕作及提高秸秆资源化利用效率的角度,存在收集秸秆的刚性需要。由此提出应由政府引导农户率先共建秸秆收储基地,再吸引企业进驻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构建秸秆收储运体系的一大尝试。(3)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通过对农户行为的分析,本研究获取了如下基本结论: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认知程度较低,但其利用意愿却较高;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方式主要受成本收益的影响,因此多以秸秆直接还田为主,从而避免了对秸秆收集的困惑;大部分农户对于秸秆收集利用的生态补偿机制持肯定态度,种植大户与普通农户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中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意愿及生态补偿标准受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特征、农户感知特征和地区特征等方面的影响。上述研究结论对优化农户的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