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思想一生均随时而更新,所以他的思想变化实际上是1890-1930年四十年中国思想史的缩影。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和变易思想,将这位农家子弟带进了注定要失败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之中;亡命日本后,基于对西方自由思想“人本的”、现实的和历史的考察,使他认同的近代西方的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中西学“结婚”的方式,造就一种民族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用以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故有“新民之父”之誉。其后,因主张“政体进化”而与“国体改革论者”发生冲突;又主张通过奖励生产的道路渐进地迈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而遭到民生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的共同声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一代青年高居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之时,他却一改往日之面目,竟要人们以“吾先哲”的人生哲学来拯救被科学“异化”了的或可能“被异化”的世界。他一生均“不合时宜”,但他身后的历史表明:拒绝这位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教导,正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起大落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十九世纪20世纪之交,科学居于人类文明主导地位的趋势日益显著。然而,中国境况尚难以应接世界科学潮流。对于来自现实的逼压与内在矛盾,有识之士从不同路径探寻可能的解决方案,梁启超可谓其中的代表。他从科学文化的视角汲取并转译科学文明,以学者式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将科学置于强国新民的显要位置,其科学精神构成了科学思想的基底。科学精神是建设现代科学、现代文化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可忽略的内在环节。科学顺利发展在于营造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环境。面对政治理想的诸多无奈,梁启超把更多关切投入建设科学与文化事业、培育科学精神与现代国民气质的努力中。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必自精神境界、学术思想革新始。为营造学术社会,梁矢志即使不能成为科学家,也要做科学文明的传播者,如同福泽谕吉在日本、托尔斯泰在俄国的启蒙之功;即使难以为世界做出贡献,也不能放过靖献本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