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处理的是自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这四年间,上海的电影业及其所生产的影片的问题。试图完成的论述主题,一是为上海这四年间所生产的电影提供一种描述轮廓,另一则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考察其所表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不同侧面,同时还试图将这些思想／文化议题延伸至20世纪中国电影历史的考察当中。　　 首先,笔者选取了《渔家女》、《两代女性》、《万紫千红》作为研究对象。这三部影片延用着30年代国片的话语资源,在故事中都试图寻找拯救之路,但被作为拯救之地的三种空间——都市上海、故乡乡村、“飘渺仙乡”无一例外地全部陷落。继而,在对《何日君再来》、《芳华虚度》、《良宵花弄月》、《摩登女性》的分析中,笔者将结合彼时上海的社会状态,讨论所谓“以恋爱为中心”式的影片之特点。这类影片的摩登女与新太太群体形象塑造表现出对于“贤妻良母”式女性的欲望想象,这种想象依然被强大的男性话语所结构。最后,对于《万世流芳》与《春江遗恨》的讨论,则集中在关于“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位置的论述之上,尤其是“亚洲认同”与“泛亚主义”发生的错位与裂隙。　　 本文认为,沦陷时期上海的电影图景主要由“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及所谓“大题材中国电影”构成,而“大题材中国电影”的提出是主要针对满映的制作,在上海则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三部合拍片。那么,对于二者的描述与分析可以大致描述出彼时上海电影的图景,以及影片文本与当时社会语境之间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