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的诸多作家中，浩然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从浩然初登文坛到现在，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臧否和品评从未间断过。本文试图从浩然创作思想发生、发展的深层社会和文化原因这一视角来重新观照评价浩然，对浩然的创作思想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全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从时代语境对浩然创作理念的规范和限定、浩然对文学创作的个人化理解，及浩然的独特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来谈浩然在创作理念上存在的误区。 第二章主要谈浩然这种先验设定、先入为主的创作理念使浩然所有的作品都蒙上了一层或浓或淡的政治色彩，而这种观念的误区必然会带来艺术上的单调和窘迫。这种困窘早期体现在浩然创作上的平面化和模式化的倾向及新闻报导式的单调浅薄；中期表现在为配合阶级斗争话语，创作成为“时代的传声筒”，从而导致作品政治上的正确性取代了作品本应固有的艺术性。作家塑造的人物在逐渐脱去肉体凡胎，走向英雄的神话的同时，创作也走进了一条更加偏狭和极端的道路。 上述两章的研究视野主要聚焦在浩然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第三章将重点探讨浩然后期即新时期的创作成就。新时期的浩然虽然在努力追赶时代的脚步，也写出了一批具有反思色彩的影响之作，但这种反思其实是很表层的——它仅停留在对昔日政治政策的反思，而没有触及到人性或民族性的深层，仅拘限于全民族的集体性的反思层面，而缺乏一种个性化的思考和艺术分析。而且深入到浩然此时的作品中，还会发现一个颇有意味而又令人深思的现象：处在新时期的浩然仍没有走出五六十年代的思维怪圈。本章将从浩然生活的封闭性、对现代意识的拒斥、农民视野和农民本位文化思想、过于谨慎的创作心态、知识结构的缺陷等几个方面来深入探讨为什么浩然经历一段坎坷的征途和深沉的反思之后，其作品的价值向度和精神向度又回到了原点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