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我国一部伟大的古典哲学著作,其思想深刻,语言模糊,东西方学者对于它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自1868年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诞生以来,其英译本的数量不断增长,如今已经超过百种。对于这一文本,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理解,又由于译者自身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为了满足各自潜在读者和社会的需求而使用的翻译策略不同,所以产生出不同的译本,呈现出纷繁的语言现象。本文拟从阐释学的“潜在读者”和接受美学的“互文性”概念对其中的四个翻译版本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在翻译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译者主体性的体现。阐释学认为对于作品的翻译首先是一种解释性的阅读,然后才是语言上的转换;接受美学的互文性理论也提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然后是解释者,最后是作为再作者再现原作的内容和风采。因此本文作者把《道德经》的整个翻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选取了四个英文译本进行分析对比。由于主体性的存在,不同的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理解不尽相同;作为解析者,由于自身的知识背景以及参考资料的不同,对于特殊语言现象的处理选择不同;作为译者,由于翻译目的不同,采用的翻译方法也不同。韦利翻译《道德经》是为了向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传播地道的中国文化,所以他的翻译尽量使用解释性的语言并带有大量的注释,但是由于受其自身中国文化背景的局限,在很多情况下他没能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意义而出现不当的翻译。阿迪斯和斯坦利里·兰博德的翻译是为了再现《道德经》的诗体美即形式美感,他们的翻译简洁流畅,但是他们过分追求形式对等而忽略了句子的深层含义,甚至使得某些字句无法理解,这种翻译是不值得提倡的。辜正坤的翻译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和韦利的一致。他虽然在翻译某些句子时做到了意义与形式并存,但在多数情况下使用解释性语言翻译原文,使译文失去了原文的许多韵味。许渊冲的翻译在传递意义和保留形式上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使我们看到对于这部伟大著作的翻译是可以做到内容与形式并存的,本文作者认为他的翻译在所选的四个版本中属于理想版本。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东西方交流的增长,人们对于既传递意义又保留形式的翻译作品的要求必然会有所提高,因此想要成功翻译这部伟大著作的译者必须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来达到这一目的。综上所述,译者在翻译《道德经》的过程中,由于自身主体性的发挥如个人的语言能力、社会历史背景和翻译策略等不同使得各自的翻译呈现出不同特点,但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是随意的,为了更好地传播《道德经》中的深厚的道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译者应该在大量研究和参考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努力传达原文的意义并保留原作的形式之美,这应是衡量这部伟大作品的译作成功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