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老年人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60岁以后的余寿中60%～80%的时间处于“带病生存”状态,“长寿不健康”意味着对医疗和养老资源的巨大需求。老年是慢性病高发人群。慢性病发病原因不仅限于生物因素,是遗传、生活方式、环境、既往病史、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WHO)曾指出不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长期作用会引起疾病发生。健康的预防投入成本远低于疾病发生后的治疗成本。部分老年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通过行为方式来进行辅助的自我健康预防、管理、甚至康复治疗。老年健康行为具有什么特征?老年健康行为的演变规律如何?哪些因素会促进老年健康行为的演变?老年健康行为的演变机制是怎样?老年健康行为与健康状况间存在什么关联?这些问题的解答,关系着老年健康行为的优化,制约着老年健康状况的改进,关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解决老年人健康行为优化问题既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本文的重点是老年健康行为的特征和演变。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模型从健康行为指标的外显变量中挖掘出老年健康行为潜变量,对老年健康行为进行了类别划分和特征描述,探讨了不同健康行为类别老年人的差异化表现,刻画了十年间老年健康行为的演变规律,揭示了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影响机制,阐明了健康行为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健康效应和约束作用。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在健康中国和人口老龄化的多重时代背景下,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CLHLS(2005～2014)数据和访谈资料做好研究准备,在此基础上界定核心概念、确定研究目标、拟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选定研究方法、规划研究内容等。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部分,在阐述健康行为改变和健康相关理论内容的同时,结合研究内容安排简要交代了相关理论的应用。第三部分为本文的实证部分,第2～5章。第2章交代实证分析相关准备,说明了数据预处理策略、显变量选取和其他变量设置依据,进行了样本描述统计。第3章揭示老年健康行为特征及差异,将包含风险健康行为和健康促进行为在内的11个具体行为指标作为外显变量,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模型确定老年健康行为潜变量,并进行精准的分类,探讨不同健康行为类别老年人在社会保障与服务、家庭特征、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异。第4章呈现了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规律和机制,先用增长混合模型勾勒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规律,再结合质性资料梳理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第5章使用交叉滞后自回归模型在给出健康行为的健康效应同时,揭示了健康状况对老年健康行为的约束作用。第四部分全面总结了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对后续研究进行了规划和设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有五点研究发现:第一,基于具体健康行为指标显变量组合可以确定老年健康行为潜变量。老年健康行为可以相对精准地划分为消极型、相对消极型、一般型、相对积极型、积极型五个类别。十年间不同健康行为类别老年人的比例不断变化,老年健康行为优化的趋势日渐明朗。第二,老年健康行为在社会保障与服务、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上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享受社区提供保健服务的老年健康行为更健康;童年患病能够及时治疗的老年人健康行为更良好;养老保障通常会促使老年人倾向较良好的健康行为;享有医疗保障会使老年健康行为呈现“两极分化”(消极型和积极型并存)特征;家庭年收入较高的老年人会倾向更良好的健康行为;受教育年限较长的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职业层次较高的老年人健康行为更为良好;老年健康行为具有显著的性别、城乡和地区差异。第三,老年健康行为演变在循环往复中呈现健康化倾向。十年间77.2%的老年健康行为朝着积极方向调整,即矫正型;22.8%的老年健康行为朝着消极方向转变或维持不变,即非矫正型。不同健康行为类别老年人行为矫正的难度和参与热情存在明显差别。第四,老年健康行为演变受到社会保障与服务、家庭特征和个体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过去患病得到及时治疗、享有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老年人健康行为矫正的概率较低。社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与老年健康行为矫正存在正向关联。家庭年收入越低、年龄较大、受教育年限较短、60岁前职业层次相对较低、非城市老年人健康行为矫正的可能性较大。健康状况变差是老年健康行为矫正的主要诱因,自觉调整意识觉醒才是促成老年健康行为矫正的真正动力,家庭成员影响是促成老年健康行为矫正的重要因素,工作或经济等其他因素对老年健康行为矫正具有辅助作用。第五,老年健康与健康状况间存在显著关联。老年健康行为对自评健康、自理能力、器具性日常生活功能间存在正向促进效应,与心理健康、认知能力间存在逐期强化的正向关联性。自评健康、认知能力、心理健康对老年健康行为倾向具有正向约束作用。自理能力和器具性日常生活功能对老年健康行为倾向的约束力度较弱、约束方向模糊。老年健康行为与慢性病呈负向关联,慢性病对老年健康行为具有负向约束作用,慢性病患病种数越多的老年人越倾向风险性较小健康行为。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开展多种形式健康教育,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增强老年人健康行为的自我约束力。第二,优化当前医疗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增强医疗保险制度的预防功能,为老年健康行为优化提供制度支撑。第三,增加财政投入,鼓励卫生服务机构、居民委员会和老年人家庭间的通力协作,切实保障老年健康行为优化。同时,从探讨老年健康行为城乡差异、老年健康行为演变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不同健康行为类别老年人的群体异质性以及深化老年健康行为优化社会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后续研究规划和设想。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新意。本文将健康行为作为促进老年医疗和养老问题同步解决的切入点,是落实“医养结合”理念的新探索。大多数老年人处于“带病生存”或“长寿不健康”的现实困境,“医养结合”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之一。现有研究关于“医养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机构和养老资源的统筹优化配置,忽略了老年人自身在减少疾病发生、降低养老风险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本文聚焦老年健康行为,呈现十年间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特征和规律,挖掘老年健康行为矫正的源动力,寻求通过老年健康行为优化缓解老年医疗和养老压力的新路径,既是对“医养结合”相关研究的有益拓展,也是缓解老年健康与养老困境的积极探索。第二,分析方法上的新尝试。本文基于“外显变量→潜变量”的思路,借助潜在类别分析模型,跳出了老年健康行为评价的困境,给出了老年健康行为相对精准的分类,有助于老年群体的细分研究。应用四期健康行为潜变量数据,借助类别变量的增长混合模型,兼顾群体异质性和组内个体间发展轨迹的变异,得出了十年间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量化结果。在揭示老年健康行为演变的同时,应用交叉滞后自回归模型的理念,通过“前测健康行为→后测健康状况”和“前测健康状况→后测健康行为”的三阶段双路径组合策略,对老年健康行为和健康状况间的关联进行了初步推断,是探究变量间互为因果关系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