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研究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除了从总量上分析FDI的外溢效应,本文特别基于联系效应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根据FDI溢出的方向,本文将其划分为了水平溢出(行业内溢出)与垂直溢出(行业间溢出),并从行业和企业层面考察了FDI的外溢效应,同时,本文还结合了汽车行业的案例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分位数、bootstrap仿真、投入产出分析、logit模型、面板数据等分析方法。总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于FDI的技术外溢起着决定性作用。基于联系效应视角的研究表明,FDI溢出发生的机制更有可能是通过行业间而非行业内。同时,行业与企业层面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东道国各种因素对行业间溢出的重要性。首先,本文不区分水平溢出与垂直溢出,并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视角探讨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分位数分析的结果表明,就全国样本而言,人力资本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有利于FDI技术溢出的发挥,而市场竞争度、技术差距和开放度的加大则不利于FDI技术溢出。具体而言,当内资企业具有较高生产规模时,人力资本提高对FDI技术溢出的边际贡献较大,而投资环境的改善对FDI技术溢出的边际贡献较小;当一个地区东道国企业规模较大时,经济开放度的负向影响较不显著,而技术差距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同时,过度的市场竞争不利于FDI的溢出,当内资企业的规模适中时,市场竞争的负向作用最为显著。分地区的研究则表明,在东部地区,投资软环境对溢出的正向作用要显著于投资硬环境;在西部地区,投资硬环境对溢出的正向作用要显著于投资软环境;在中部地区,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本文考虑了行业内与行业间溢出的差异,并进一步从行业与企业层面考察了FDI的技术溢出。研究的结果表明,FDI的水平溢出为负且不显著,而垂直联系渠道的技术溢出为正且十分显著。由此可见,FDI溢出发生的机制更有可能是通过行业间而非行业内。对中国汽车行业的案例研究也证实了垂直联系渠道技术溢出的重要性。利用行业与企业层面数据对影响行业间溢出各种因素的研究表明:内外资生产率的差异过大,既不利于后向联系,也不利于前向联系的发生;随着一个行业的技术工艺被分解成不同的阶段或服务的可能性增加,垂直联系发生的概率也会增加;拥有外方合作伙伴、位于工业园或出口加工区、加入商业协会、受过国外教育经理的数量越多、行业内研发支出的增加,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垂直联系的发生;内资企业出口倾向对垂直联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即不能简单地认为内资企业出口倾向与垂直联系之间存在单纯的正向或负向联系。最后,东道国企业所处行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也会影响到垂直联系的发生:影响力系数越大,该行业与上游外资企业建立前向联系的可能性越大;推动力系数越大,该行业与下游外资企业建立后向联系的可能性越大。相对现有研究文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分位数的回归方法,本文考察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这是国内溢出研究中的首次尝试。与普通OLS回归相比,分位数方法可以获取因变量条件分布不同位置的充分信息,从而可避免对经济问题或现象的片面判断。这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关于FDI溢出的研究;(2)研究视角的创新。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调查的微观数据,本文从联系效应视角考察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这对现有的溢出文献是有益的补充。现有的关于FDI溢出的研究主要是宏观加总数据。然而,宏观数据模型存在无法看清传导的微观机制、研究样本量偏小,存在识别问题等缺陷,而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则可克服上述不足;(3)在模型的估计方法上,本论文大量应用bootstrap方法。在小样本的情形下,bootstrap方法可得到稳健的分析结果,从而克服常规方法所导致的检验水平扭曲和检验功效低下等问题。因此,该方法的应用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