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组织经济犯罪持续高发,给国家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社会危害日趋严重。对这一现象,各研究领域的学者纷纷对其进行研究。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有组织经济犯罪的基本成因、治理方法等尚未达成共识。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对有组织经济犯罪的基本原理以及相关刑事司法措施方面进行探讨。与前人研究有组织经济犯罪的视角不同,本文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有组织经济犯罪问题。本文所运用的方法原理是犯罪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经济学科,犯罪经济学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在我国则还没有人系统地展开研究。笔者严格按照经济学分析的逻辑顺序组织全文:从微观主体从事犯罪的原因分析入手,然后笔者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了如何预防犯罪、如何控制犯罪。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实现经济学上的最优化,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将有组织经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是经济学的最优化:有组织经济罪犯要实现组织收益的最大化;社会民众要实现最优的预防而将有组织经济犯罪给自己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国家刑事司法机关要在利用所能掌握的资源和资金约束下实现最大程度地降低犯罪的社会危害。论文全面采用了相关经济学模型进行分析。除了绪论部分,其余各章多设计了经济学模型进行分析。这些模型涉及到方方面面:成本收益模型、时间分配模型、公共选择模型、理性行为分析、动态博弈分析等。这些模型之间又相互紧扣在一起,使得论文紧凑、严谨。同时论文在分析过程中大量借鉴了犯罪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来补充经济学分析的不足。全文的主要内容如下:论文第一章首先系统地总结了国外犯罪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脉络及其主要内容,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思路等。论文第二章的核心是对犯罪微观主体原因进行分析。在细致地论证了犯罪理性的基础上,本人提出了有组织经济犯罪的收益以及成本的构成,建立了犯罪的成本收益模型、时间分配模型、理性分析模型和动态博弈模型。这四个模型统帅全文。在论文第三章中,作者构建潜在犯罪受害人的最优有组织经济犯罪预防模型,并从提高有组织经济犯罪成本、降低有组织经济犯罪收益以及加大有组织经济犯罪风险等角度提出了预防有组织经济犯罪的具体对策。论文第四章则从国家刑事司法支出的优化角度出发,提出了有组织经济犯罪的最优控制原则。但在实际生活中,刑事司法机关往往只遵循公共选择理论而不是最优化原则行事。本论文创新性的见解有:(1)犯罪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理性行为,罪犯从事犯罪活动是基于个人的成本收益分析而采取的决策;(2)对于国家的刑事法律政策来说,要保持一个社会最优的有组织犯罪率,而不是一味打击犯罪;作为完整的学科体系,犯罪经济学创造了很多新鲜的观点。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从有组织经济犯罪共性的角度进行了模型分析,无法对具体类型的有组织经济犯罪进行细致地研究,这也是论文的一个缺憾。同时,在我国获得有组织经济犯罪以及刑事司法方面的数据特别困难,所以论文的很多结论只能建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而无法得到实证的检验。论文主要是从理论上探讨,虽然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可操作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不足也促使得作者在毕业之后进一步开展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