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趋缓,我国通过设立多尺度、差异化的特殊政策空间实现指定区域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国家级新区成为我国新时期重要的尺度战略,其形成发展引发了城市与区域的剧烈重构。学者对国家级新区这一兼具全球化和本土化特色的国家空间在形成逻辑、治理模式和经验总结等方面展开了探讨,但现有研究与理论缺乏联系,亟需结合我国国家级新区的发展现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对国家级新区进行解析。为应对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央政府具有监管权尺度上移的意向,地方政府有自由发展权尺度下移的诉求,国家级新区这一国家空间应运而生。新常态下,国家级数量由稳步扩容走向井喷式增长,空间分布由东南沿海逐步向内陆推进,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逐渐趋缓。纵观中央政府对各新区的定位,发现国家级新区本质是应对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改革诉求、以协调区域发展为目标的特殊政策空间。在政治空间生产方面,基于治理主体及其权限,国家级新区的治理模式可以分为跨界联合模式、管理委员会模式和属地政府模式,治理效率依次上升。随着政策倾斜的减少,制度创新成为新区当前最大的政策红利。本研究选取南京江北新区作为新时期设立的国家级新区典型案例。根据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的变迁,可以将其发展划分为开发区模式下的“产业孤岛”阶段（1988-2001年）、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和合发展”阶段（2002-2009年）和国家空间设立下制度与经济空间整合阶段（2010年至今）,并就其不同阶段经济社会空间生产和空间治理演进进行分析。由第一批国家高新区到国家级新区,南京江北地区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建设的缩影,产业空间设立、行政区划调整、国家空间形成等尺度工具在不同的阶段分别发挥了带动作用,制度空间的生产始终是新区发展的核心动力,并促使经济社会空间生产与空间治理重构互相耦合。结合对国家级新区现状和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发现当前国家级新区数量急剧扩张导致带动作用减弱,其空间布局与区域战略缺乏呼应,“重申报,轻建设”成为国家级新区的普遍问题。开发建设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多元主体难以整合和体制创新乏力等现象数见不鲜。因而提出中央政府应暂缓国家级新区审批,评估现有新区选址和构建退出机制;地方政府应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加快空间治理演进,拓展体制机制创新路径,发挥国家级新区对专门化问题的探索作用,为我国新城新区建设提供借鉴。最终,研究还提出了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展望。本文正文共约47 000字,图表26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