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既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载体。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和载体,语言与社会之间必然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换言之就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共变现象。社会的嬗变促使语言发生变异,这种变异充分体现在构成语言体系的各个环节及因素中。与印欧、拉美语系不同,汉语是集音、形、义三要素为一体的、内蕴最为丰富的符号表意系统,而词汇(也可称为语汇)又是语言系统中最活跃的变异因素。语言对社会嬗变的变异对应正是来自词汇的敏感反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新词汇的大量产生,正是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现象乃至新观念的集中反映。透过语言的发展规律以及语言的变异现象可以全面梳理并了解社会各阶段不同的发展形态及深层的变化原因。因此,研究语言的词汇、语义及语法的变异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语言本身的变异性是语言所独有的最本质的特征。随着我国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变化,现代汉语在词汇、语义、语法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变异现象。在这些变化中,最突出的就是词汇或者说语汇的变异。而词汇(或语汇)的变异功能又体现在词汇的增与减上,即:新词语的强势传播以及传统词语的弱化与隐退这两个方面。根据其来源,.新词语可以分为外来词、新造词及方言词三种形式。从其构成方式来看,新词汇可分为自源性新词和他源性新词。从构成新词汇的语素来看,外来语素又占绝对优势。这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与趋势。新词素的大量出现,使得新词汇较传统的汉语语汇有了以下明显的特点:一是新的缩略词语的广泛传播与使用;二是在音节上向多音节方向转变;三是外来词与异族词显著增多;四是外来的字母代词的使用频率加大。现代汉语变异的第二个特征就体现在现代汉语共同语系统中语义,或者说词素的变异上。新时期汉语语义的变异是指现代汉语词义系统中新义位的增加,以及对原词义理解与使用上的偏移。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就词汇(或语汇)中最基本、最活跃、最微小构成单位的词素来说,新时期汉语中产生的新词素并不多,且大都是音译外来词成分的语素化。通过汉语本身延伸而产生的新词素数量极少,且多是地方方言语素的加入,比如广东及港澳台等地区。总的来说,现代汉语语义变异具有单义新词新增比例大、词义的组合性强,且词义分布地域广等特.点。现代汉语语法的变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词汇的聚合;二是词汇的组合。目前,汉语中广泛使用的ABB或者AABB重叠式表达、语汇中类词缀的大量出现和表现在词的游移性方面的现象都属于聚合的范畴。组合式变异,包括两类:一是指出现的新的语法构成现象,二是指存在但偏离于传统语法组合规则的新语言现象。现代汉语语法在组合上的变异主要表现在以下结构方面:“被X”结构”、“有+VP”结构以及“副+名”的新造词组合、动宾复合词带宾语等表达形式。这些语法变异现象的产生和兴起的深层原因正是源自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乃至大众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不仅折射着新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凸显了语言自身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语言的变异是内、外诱因合力的结果。内因包括语言结构要素相互作用的规律以及语言类推机制的作用;外因则包括社会变化、语言的认知与交际功能以及语用心理因素等等。新时期汉语大量新结构、新词族的出现,通常是先创造一个新词语或新结构,然后便进入了批量化的类词族、类结构“生产模式”。现代汉语中词汇、语义及语法的变异,似乎使汉语完全进入一个混沌、无序的发展状态,但汉语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正是通过其语言内部和外部的调节与变异,不断地推动着汉语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不完美走向完美。随着社会的变化又会出现新的无序和不完美,语言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不断向前发展。总之,就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及社会功能来看,其自身变异的存在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合理性,这一矛盾体在汉语的发展变异过程中会得到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