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驶肇事案件以其对人的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威胁而广受关注。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定罪,二是量刑。在定罪方面,我国采用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危险驾驶罪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惩戒规制,上述罪名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仍然存在模糊地带,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性更存在种种困难。在量刑方面,焦点则是对是否认定自首情节,在何种情况如何适用,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降低了司法效率,也有损司法公信力。在成泽民、李某、薛文博、赵某这4起醉酒驾驶交通肇事犯罪的案例中,司法机关在案件的定罪及量刑问题上存在相对集中而彼此略有不同的争议焦点,即醉酒驾驶行为的客观危险性问题、行为人主观罪过问题、二次冲撞行为对主观心态评价的影响,以及自首问题。关于醉酒驾驶行为是否必然成立“具体的公共危险”,应当采用科学法则作为判断具体的公共危险是否存在,醉酒驾驶行为并不当然达成“以其他危险方法”造成“具体的公共危险”;关于对醉酒驾驶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应通过“认识+意志”因素进行辨析,醉酒驾驶行为人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故意心态并不等同于对危害结果也是故意心态;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的“二次冲撞”情节,在醉酒驾驶发生重大伤亡时,是否存在“二次冲撞”情节对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认定有着实际的参考作用,但一次或二次、多次的冲撞情节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不是一一对应的;关于醉酒驾驶是否适用自首,应予以肯定,醉酒驾驶行为人如果满足了自首的构成条件,是可以认定为自首的。成立自首需要“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缺一不可。醉酒驾驶肇事案件在审判中往往面对情与法的冲突,司法工作必须在坚持司法独立、罪刑法定、以罪定刑、疑罪从无等工作原则的基础上,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维护法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