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现象已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高储蓄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为银行提供了大量的资本,但是在上世纪末逐渐演变成“高储蓄、低消费”的不良状况,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的内需增长。已有研究表明低出生率水平引起的家庭代际结构改变是高储蓄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从1970年开始逐步试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历经了从“先松后紧”到“逐渐放开”的状态,由此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口政策的不断放松会不会降低家庭储蓄率?本文选择2016年正式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来探究在政策实施后家庭储蓄行为的变化情况。使用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运用因果推断方法—PSM-DID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并从一胎孩子性别和家庭收入两种异质性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以及通过食品、医疗、日用品、服装、居住和交通通讯六类主要家庭支出分析了政策对居民家庭储蓄行为的作用渠道。主要结论如下:一,“全面二孩”政策对农村地区的家庭储蓄行为反向激励效果并不显著,而对于城镇地区降低储蓄率的短期效果非常显著,其中处理组家庭（政策适用型）相对于控制组家庭（政策非适用型）储蓄率显著下降3.43%,随后的有效性检验也印证了这一政策效应是显著存在的;二,从不同的角度对政策效应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胎为女孩以及低收入家庭的家庭储蓄率下降更显著,这符合中国家庭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以及收入对家庭生育决策影响的预期。三,通过政策效果的影响渠道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对城镇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家庭食品、医疗保健和日用品支出三类消费渠道实现。此外,通过调整对农村样本中的“对照组”定义以及改变城镇样本定义适合生育家庭年龄上限后,结果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对居民家庭储蓄行为的政策效应估计依旧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