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皇后纪上·光烈阴皇后》中有记载“后在位恭俭，少嗜玩，不喜笑谑”。丁玲的《韦护》第三章中说“浮生不在家，上课去了，雯便和她笑谑了好一会儿”。“笑谑”不仅是一种贯穿古今的写作形式，而且在东西方文化中积淀了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又因讽刺作为一种文学手法，注重对现实的关联，突出用艺术的形式对它们进行揭露、批评、攻击，可以说是一种钩连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精神的媒介。二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审美研究手段便集中爆发，成为承载文学批评的重要载体。本文立足笑谑性讽刺的视角，选取《万象》《春秋》等杂志上的一批“故事新编体”小说为材料，并对它们进行分析。在仿拟了浙东戏曲的“二丑艺术”、融合了中国民间的诙谐文化、借鉴了西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基础上，力求在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背景下，探明四十年代上海沦陷区“故事新编体”小说文本的另类书写，对其进行联想式的诠释与解读，并将这一中心范畴反射到现当代文学的公共话语体系中。本论文共分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对这批小说的研究现状、研究不足以及研究意义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结合中西方文化对“笑谑性讽刺”进行了分析，强化了笑谑的颠覆讽刺力量。同时从战争、作者自身以及编辑三个方面梳理了特殊环境下“故事新编体”小说的兴起原因，以及对它进行了一些基本分类。第二部分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变迁入手，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在“新编”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与传统文本原著人物形象进行对比，在对某些历史小人物和女性人物进行赞美的同时，也对那些大人物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讽。作品中的这些人物凸显了时代特征，突破了固有的等级局限，穿梭于现实和古代之间，打破了时空“穿越”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性，充分彰显了人物自身的荒诞不经和混乱无序，在幽默与诙谐中使所谓的经典轰然倒地，以期达到对传统的质疑和反叛。第三部分探讨作品人物语言和叙事语言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小说人物常用多种语调，持有双重语言，直接反映了人们扭曲的心灵，由此造成与原有的语言意向发生鲜明的悖离，达到了一语双关的效果，形成了对沦陷区社会生活的折射，笑谑讽刺意味一览无余。尽管其中有庸俗成分，但其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效果却不容忽视。第四部分重点论述了“故事新编体”小说的艺术情境方面的特征。在历史和“当下”的关注中，这批作品打破了常规的审美局限，在材料选取、人物思维、写作立场上捕捉时空中的一切变化，将不合理性、不正常性、不和谐性的叙述在艺术中提高，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在这里，历史被现代生活细节入侵，在这种倒错日常经验逻辑的体验中，形成了一幅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闹剧”和“笑剧”。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研究的总结，在传达了这批作品的现实意义之外，同时指出了它们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尽管在思想上仍有瑕疵，但它们的确是40年代上海沦陷区文学以特殊方式进行自我探索的一个勇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