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取得高速发展的中国,当前正面临着经济转型发展的严峻挑战。在这一过程当中,制造业尽快摆脱要素投入与产品低端锁定、产业竞争力弱、大而不强的困境,实现整体转型和升级,成为最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而问题的真正解决,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因为众所周知,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增加制造业生产的迂回度和知识含量,提升制造业效率和竞争力,以及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上述基本认识只涉及到“应该发展”和“发展什么”的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如何发展”特别是“何地发展”的问题,也就未能真正把握以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随着地理因素被纳入主流经济学考察的视野,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因为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基于报酬递增和外部性的产业集聚及由此形成的集聚经济圈正有力地推动着一国及其区域的经济增长,并成为国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近年来,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显著出现了向集聚经济圈中心城市、城市中央商务区和制造业园区集聚的趋势。可以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已经成为区域和城市现代经济体系发展的显著规律,成为区域和城市的新兴增长极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在空间上形成合理集聚,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值得重点研究。产业集聚有着颇为久远的理论渊源,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新经济地理理论奠基以来,正式宣告产业的空间分布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主流研究范式。其后,产业集聚的研究领域迅速丰富和扩大,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服务经济崛起主导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已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分支。然而在以往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中,多只是静态地讨论既有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层面的影响,而很少结合与其他产业特别是其主要服务对象——制造业的联系,从产业发展升级动态匹配的视角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作用和对策问题。本文尝试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背景和紧迫要求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何地发展”的问题,以期更好地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本文以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理论为基础,以集聚经济圈和城市产业空间演化为现实背景,把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关系与作用的主线,按生产性服务业“为何集聚——怎样集聚——如何促进集聚”的逻辑顺序渐次展开,为以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的合理集聚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对策。本文的研究框架和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是理论与文献综述。本部分梳理产业集聚的理论渊源,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演变和最新实践,接着回顾了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的主流方向和进展。进而,概括了生产性服务业及其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互动研究的现状。随后,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需要重点突破的几个问题。其次,从理论、实证和对策的角度,回答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三个主要问题,即“为何集聚?怎样集聚?如何促进集聚?”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体和核心部分。具体来说：第一,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与关系,并寻找经验证据,回答“为何集聚”的问题。即在区分制造业价值链中的生产性服务职能基础上,分别探讨功能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而利用我国城市单元数据,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效应及其中介渠道,为后续对策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第二,基于城市分类的视角,研究不同类型城市发展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点行业和区位分布,回答“怎样集聚”的问题。即把握区域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特征,分别分析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后发工业化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内涵,探讨怎样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进而构建城市形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机理和一般性分析框架。第三,研究以生产性服务业合理集聚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保障政策和建议,回答“如何促进集聚”的问题。产业集聚离不开“有为政府”政策和措施的有力支持。基于当前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的关键性因素,并结合不同类型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要求,提出相应的保障政策和建议,为产业集聚提供外部动力。最后是本文的结尾部分,概括主要研究结论,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拓展的可能方向。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为制造业价值链基本性活动服务的功能型服务业通过集聚,在服务业企业产生竞争和协同合作的基础上,为制造业提供了基于商业便利的外部性,其传导机制是降低了制造业的贸易成本,也就是说使制造业取得了一种成本上的剩余。另一方面,为制造业价值链支持性活动服务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不仅集聚在制造业企业及其集群周边,还体现出向集聚经济圈中心城市及其中央商务区集中的趋势。该类型服务业集聚有利于知识的加速生产和积累,并通过知识空间溢出,为制造业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而且,伴随着集聚经济圈内城市群产业空间结构的优化,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内提升了产业资源配置效率,获得了整体经济性。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使制造业取得了一种收益上的剩余。贸易成本的缩减和创新收益的提升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反过来,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将对生产性服务业提出更高的专业化要求,从而强化后者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效果,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和集聚程度加深,从而为更新一轮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于是在一种累积循环因果机制中可以实现产业的良性互动。(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外溢效应的发挥,与城市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密切相关,同时还需要克服阻碍这种外溢跨区域传递的制约条件；功能型服务业集聚完全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还未体现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明显的推动作用。基于我国城市样本2009年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确实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但这种作用只局限于集聚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城市,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发挥对制造业影响的有利作用,需要获得其所在城市经济基础和区位环境的有力支撑。也就是说,不同区域和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方式要有所区别：对于中心城市和工业较发达的城市,可全面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而对中小城市,应围绕其主导或者支柱制造业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具体目标,有侧重地形成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另外,区域性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对相邻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而服务业的特殊属性、不恰当的区域保护主义和区域产业发展协调机制的缺位等都成为制约这种区域间外溢效应的主要因素。因而,需要努力创造破除这些障碍的环境和条件。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我国集聚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功能型服务业集聚的贸易成本缩减中介效应来实现的;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还缺乏对制造业的创新驱动作用,这和行业发展规模、集聚区运营管理及基础制度等方面的因素相关,合理加快和改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发达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是支持区域全局制造业转型升级新的政策着力点。(3)各类城市应根据自身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在加强区域产业合作的基础上,发展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以集聚经济圈为基本单元,并根据其工业化特征和产业结构基础以及区位环境,将其中的城市划分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和后发工业化城市,重点探讨了不同类型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方向,及城市间怎样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首先,中心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甚至服务经济时代,也适宜于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因而,中心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在于以创新驱动制造业价值链层次的整体提升。为此,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宜采用以城市中央商务区为核心的圈层式专业化集聚,重点集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兼顾集聚功能型服务业,推动中心城市及集聚经济圈区域范围内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其次,先发工业化城市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它们的区位环境却决定了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集聚还缺乏比较深厚的基础。所以,先发工业化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在产业内升级,即提高产业加工程度和附加价值。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宜发展围绕特定产业集群配套的体系化集聚,并积极与中心城市加强协作,主动接受知识溢出和智力支持,依托若干主要产业集聚区形成合理集聚。第三,后发工业化城市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近年来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中快速发展；然而,这类城市在大力发展产业的同时需实现转型发展,重点关切提高人的素质,妥善处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避免重走发达地区传统工业化弯路。为此,应以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培训、节能与环保服务业和商贸流通业为重点,发展和集聚有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转型发展奠定坚实基础。(4)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要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有利作用,应着力提升发达区域知识生产和外溢的能力、后发达区域服务要素集聚的设施和制度保障力,及关键性基础制度环境的支持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离不开“有为政府”有效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为进一步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作用,我国发达区域需要优化创新集聚环境,营造创新集聚氛围,善用创新集聚成果,协调创新集聚资源布局,提升知识生产和外溢的能力；后发达区域则需要加强现代化交通、通讯网络设施建设,降低服务业要素集聚的商务成本,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夯实区域转型发展的制度基础。而在更根本的层次,需要改善关键性基础制度建设,构建一个良性竞争、健康公平、人尽其才的市场交易环境,提升基础制度环境的支持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以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理论为基础,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和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系统梳理和归纳,区分了功能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作用机制,并构造了相关的理论分析模型。同时,基于我国城市一级数据,提供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外溢作用及其中介效应的经验证据。本文实证研究的贡献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城市层面上提供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制造业作用效果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类型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传导机制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从经验证据上进一步印证和深化了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内在原因的认识,这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又一增量贡献。(2)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出发,基于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创新性地从统一完整的角度划分了三种城市类型,探寻了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后发工业化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思路,并凝炼了不同类型城市形成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机理与一般性分析框架。上述结构机理和一般性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3)对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创新性对策建议,尤其是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体的业态模式和内容上有所创新。例如,从全球绿色创新浪潮的大背景切入,在总结广西南宁商品交易所发展基于循环利用资源的废弃物商品交易有益启示的基础上,将其提升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协同创新的高度,并建议在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中积极发展这一新兴交易方式,推进区域制造业绿色转型。又如,建议在城市科技型制造业集聚区全面推进设立各商业银行的科技金融专营支行,为急需资金的科技型制造企业提供注重成长性、面向未来的金融支持;提出推广发展基于网络数字化平台的“虚拟性”集聚模式,创新对小微制造企业的高效金融支持。对于上述集聚创新,还提出了相关扶持政策的设想。当然,本文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重点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机制与外溢效应的基础上,关于后者对前者影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同时,文中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横截面分析也可能未能反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变化趋势。另外,对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和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应用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从而为其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实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