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与工业化生产正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型侵权案件也随之发生。“龙胆泻肝丸”、“三聚氰胺”毒奶粉、假疫苗等都是近年来发生的案件,这类致害人不明的大规模产品侵权案件对传统侵权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依照我国现行侵权法的相关规定,无辜受害者往往因无法证明所列被告即实际侵权人而得不到法律救济,因果关系不明成为处理此类案件最大的障碍。但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所确立的市场份额责任规则,就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该制度对处理我国致害人不明大规模产品侵权案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对该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一些适用建议。首先,本文将深入研究市场份额责任制度的确立、发展历程及其适用效果。该制度起源于美国DES药品案件,加州最高法院在辛德尔案件中首次创设该制度的相关规则。随后,多个地区法院开始引用该规则处理DES药品案件,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加州模式、华盛顿州模式、威斯康辛州模式、纽约州模式等多种模式。每种模式下的制度规则都有所区别,因此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有所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模式下该制度的相关规则进行比较分析,以此找出更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则。其次,本文以“龙胆泻肝丸”、“三聚氰胺”毒奶粉、假疫苗事件为例,论述此类案件在我国社会影响的严重性,指出此类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侵权主体难以确定、诉讼程序难以选择、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等问题,表明我国亟需设置相应的制度来保障致害人不明产品侵权类案。而市场份额责任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与实践,足以应对该类案件。因此,我国有适用该制度规则的现实需求。再次,本文从制度环境角度探讨了市场份额责任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市场份额责任看似与我国制度环境存在冲突,但实际上是可以协调的。在归责原则上,我国侵权法从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的转变,体现了社会风险分配的正义和经济利益要求。而市场份额责任的归责基础,同样也体现了经济分析理论和矫正正义理论的思想。在制度规定上,我国共同危险责任与市场份额责任是本质不同的两种制度,但由于二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适用市场份额责任时可以参考既有规则。并且,市场份额责任符合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相关规定,具备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最后,本文对市场份额责任的具体制度设计提出建议,指出我国在引入该规则时应当明确功能定位、适用条件、诉讼时效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