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社会规制理论在发达国家悄然兴起,随着各国国内大量社会规制政策的制定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社会规制国际化及其工具性使用应运而生。从本质上来说社会规制国际化工具性使用是通过国际国内社会规制政策的互动实现的一种全球治理,其终极目标是公众的健康、环境的维护、劳工权益的保护等有关社会规制领域方面的健全。但由于传统贸易壁垒的衰弱,各国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国家利益的差异以及消费者观念的更新和对健康等的注重使得社会规制国际化有被工具性使用的倾向。社会规制国际化工具性使用主要表现为谋求政治合法性、寻求贸易保护和提升国际地位等。日本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大国,作为社会规制国际化工具性使用缩影的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出台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其负效应主要表现在降低农产品出口数量、出口实效和出口成本等方面,但从长期来看,其对中国社会规制体系、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的完善和农业领域技术更新的推动起着无可否认的利好作用。从根本上来说,社会规制国际化工具性使用的本质是社会领域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争,客观来说,社会规制国际化工具性使用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随着社会规制国际化工具性使用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从微观技术微调上升为体系建设、从自愿性措施转向强制性技术法规、从注重制成品转向生产经营全过程和从个案转向扩张效应的发展趋势。社会规制的国际协调是全球化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只有理性看待社会规制国际化,不断完善社会规制法律法规体系,鼓励技术创新及产业升级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才能在社会规制国际化工具性使用的发展大潮中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