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王好古的学术思想,理清易水学派核心理论的发展脉络,明确王好古在其中所做的贡献,可以填补对王氏学说研究的空白,弥合易水学派研究中的这一断层,并可加深对张、李学说的理解,进而解释从张、李之学到薛、赵等温补之学的变化。方法:本研究主要是文献研究,即基于《医垒元戎》、《阴证略例》、《汤液本草》和《此事难知》这四部著作的文献分析和归纳总结。不是孤立地研究某个医家,而是从整个易水学派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打开局面,从具体到抽象、以微观述宏观,通过详细分析和阐发王好古相关理论、方药,来呈现某一学说、观点的纵向发展,从而体现王氏学说之于易水学派学术发展的作用和地位。具体来说,在脏腑辨证理论方面,研究将从“寒中证”、“寒邪犯本”等具体的理论切入,通过构建这些理论的完整图景,来阐明王好古对易水学派脏腑辨证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在方药理论方面,是通过分析和总结王好古的临床用药经验,来呈现王氏对易水学派用药法的继承和发展。在仲景之学研究方面,通过分析王氏“内外统一论”的理论要点,来体会易水学派对仲景之学的发挥和借鉴。结果:第一,王好古经历了战乱和迁移,也经历了大一统和异族统治,这使其医疗实践有明显的军旅生活和民族融合的烙印,如其所说“时世之异,不可不知”[1]230。而宋金以来的儒学革新和中医学界的学术争鸣是王好古成长的学术环境,这使王好古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理论总结能力。第二,关于脏腑辨证理论,张元素着重探讨了脏腑的寒热虚实病机,强调了脏腑本身正气强弱在疾病发展中的作用。李东垣阐发了“脾胃论”,发展了脏腑虚损从脾胃论治的理论。王好古在全面继承张、李学说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脾胃虚损“寒中证”不同发展阶段的病机、治则和用药,使易水学派以脾胃为本的内伤理论趋于完善。进而王好古又由中焦转向下焦,阐述了“寒邪犯本”的两种证型及其治疗经验,开易水学派研究肾命之端,为金元之后脏腑辨证理论研究中心的转移打下了基础,对于脾肾为本的脏腑辨证理论体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第三,张元素的升降浮沉、药类法象、归经和引经报使理论是与其脏腑辨证理论相契合的遣药制方法度,其弟子李东垣将这些理论充分应用于临床,创制了许多方剂,并示以随时随证加减之法。王好古在张、李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药物的作用机制,深化了对药物药性的认识,使药物的临床应用更加灵活。此外,王好古对药物剂型、服药法和方药制备等也有独到的见解,丰富了易水学派的用药方法。第四,王好古是易水学派研究仲景之学的集大成者,创立了以六经统御伤寒、杂病的辨证体系和方药体系,实现了脏腑辨证与六经辨证、脏腑用药与分经用药的一体化。从而使医者在面对内证与外证兼见、新感与旧伤交叠的复杂症状时,可以如临阵用兵,秩序井然。结论:张元素系统地阐述了脏腑辨证理论和脏腑用药理论,提出了“养正积自除”、“古方今病不相能”等观点,深刻影响了后世医家的医学探索。李东垣在学习张元素医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证体会,创造性地阐发了“内外伤辨惑论”和“脾胃论”。王好古全面继承了张元素和李东垣的学术成果,在脏腑辨证理论、方药理论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易水学派发展到此时已经进入一个阶段性总结的时期,这一工作主要是由王好古完成的。在脏腑辨证理论方面,王好古分别阐述了“寒中证”和“寒邪犯本”的理论和治法,使研究的重点由中焦转向下焦。在药学理论方面,王好古系统总结了张、李的用药经验,深入探讨了药物的药性,丰富了易水学派的用药方法。在仲景之学研究方面,王好古建立了伤寒与杂病相统一的诊疗体系。在王好古之后,易水学派的学术特点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研究重点由脾胃转向肾命,用药由相对均衡转向偏重温补,故后世又将薛己、赵献可、张景岳等明清时期易水学派的几位医家称为温补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