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被奉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和“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大法。但在我国,基本大法之“大”主要体现为一种原则规定而非可以运用的法律武器,以至有人质疑:宪法是不是法。中西方宪法及宪政的生成、演进历史已经表明:宪法的权威来自宪法的实效,宪政的实现离不开宪法实施的制度建设。所以,构建一个宪法实在化的现实进程便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到目前为止,关于宪法解释方面的探讨在我国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构想或理想模式的设计,我国宪法解释的理论创新及其制度建构不仅与西方宪政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即使与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的一般法律解释的研究状况相比,也有很大缺陷。自然地,人们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实践问题,即如何将这种应然转会为实然,或者说怎样才能从现实的境地到达理想的彼岸。虽然这是一个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但是对于常绿长青的实践,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尤其是在中国现在或既定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中,期望论者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无疑是勉为其难。而对于我国宪法解释制度来说,虽然自宪法解释制度在宪法中得到确定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上也积累了有益经验,但是目前我国宪法解释制度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失与缺陷。例如,有关我国宪法解释设定的法律制度散见于《立法法》中,只是参照一般法律解释程序。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对宪法解释的对象、主体、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等争议较多的问题都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设定应当以为完善我国宪法解释制度为目标,遵循宪法的最高效力、维护宪法的统一与尊严、系统解释等原则,由宪法解释基本理论入手,进而通过枚举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从中指出其中的不足,然后分别从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理论部分、实体及程序部分对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给予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