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导论、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蒙古族农民形象塑造、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的言语特征、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农耕经济习俗、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悲剧审美倾向、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叙事程式、结论等七个部分组成。导论中包括选题理由、与本论题相关的学术研究概况、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研究意义、与论文相关的术语解释等内容。一、选题理由。本人因为生长在科尔沁,比较了解科尔沁本土文化。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就读本科期间大量阅读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文本,初步认识了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特征。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导师查·乔旦德尔教授的指导下选择《新疆小说家道·奈岱及其小说研究》作为硕士学位论文,并在搜集资料和撰写过程中对新疆乡土小说特征以及乡土小说理论有了一定的认识。对新疆乡土小说的研究让我更进一步认识了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的文化内涵与独有的特征,从此开始关注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发展动向。本人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文本进行了大量的阅读,逐渐掌握了研究概况。同时,发现了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中国蒙古族乡土文学研究领域内,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实践的探索与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本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或对多种体裁的作品进行综合研究上,运用文学文化学理论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进行多学科多维视野的专题性深入研究的论文或专著至今还未出现。在了解了有关蒙古族乡土文学的研究未曾深入的情况下,本人选择了题为《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文化内涵研究》的学位论文,并在导师王满特嘎教授的认真指导下顺利完成。二、研究概况。受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蒙古学界开始关注“乡土小说”研究。1981年,学者策·吉日嘎拉在《关于年轻作家巴德巴小说》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乡土文学”概念,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促进了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实践与理论研究。1.额尔顿其木格的《<严冬>中的人物形象》、贡楚格扎布的《莫·阿斯尔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朝鲁的《葛日乐朝克图小说形象特征》、宝音陶克陶的《格日勒图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僧格的硕士学位论文《科尔沁文学<农民汉子>形象研究》等研究,从农民形象的类型、形象塑造、体现的主题等方面进行了论述。2.德力格尔的《斯·巴特尔小说语言风格》、牧丽森、苏尤格的《文学语言独特尝试——科尔沁词语》、哈斯高娃的《<蒙古贞阿爸>中的谚语艺术》、宝音陶克陶的《小说<灰尘>的独特成就》、哈·乌兰巴托的《布和德力格尔小说语言的文学语言学分析》等论文,从语言程式、文化思维入手,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语言进行了论述。牧丽森、苏尤格提到的从言语系统研究小说的必要性和哈·乌兰巴托提倡的从语言习惯与言语程式入手研究小说的尝试,分别给了我们启发。3.特古斯朝格图的《区域特色与乡土文学》、娜弥雅的《科尔沁小说中体现的大众文化象征》、白钢的《科尔沁当代小说中的生产民俗》等论文,从民俗学的宏观视野审视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的特征,尤其是娜弥雅论文对科尔沁小说中体现的民俗系统性、文化性以及倾向性的论述极其深刻。本人在此研究基础上从农耕经济民俗的内部特征入手,阐释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体现的人物心理倾向以及象征文化思维,探究其深刻文化内涵。4.哈斯朝鲁的《阿拉坦巴根小说审美倾向》、巴·苏和的《科尔沁文学灵魂—忧患意识》、宝音陶克陶的《斯·巴特尔小说的审美追求》、白钢的《科尔沁当代小说悲剧意识》等论文,从审美倾向、忧患意识、悲剧心理、悲剧根源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但以上研究的侧重点只限于阐释审美悲剧的客观原因,未能全面阐释产生悲剧的主观原因。因此,本人试从悲剧的主观原因入手,将其作为突破口,进行深入探究。5.敖·阿克泰的《关于<严冬>的艺术特点》、巴·苏和的《仁钦道尔吉历史小说<满都海>与章回小说技巧》、叁布拉诺尔布的《小说<波涛汹涌的拖拉河)中的说唱风格》等论文,分别论述了审美多样性、乡土特色、口头艺术与书面艺术的融合、胡仁乌力格尔艺术的传承、汉族章回小说技巧对蒙古族小说创作中的影响、胡仁乌力格尔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等问题。6.丹碧普勒吉德的《巴德巴小说中的科尔沁风格》、高勒陶的《巴达玛小说<阿拉坦波尔斯>民族性、区域性与语言》、呼日勒沙的《反思—改革文化思维—布和德力格尔小说》、贺·宝音巴图的《巴德巴小说科尔沁风格》、青格勒图的《乡土文学与<蒙古贞阿爸>》、宝音陶克陶的《(青青的群山>中的乡土情感》、哈·乌兰巴托的《博·照日格图生长的文化环境与小说创作》等论文,分别从语言、表达方式以及人物性格,民间文化传承与语言,传统文化思维与现代意识,民俗风情、戏剧性结构以及语言,生活习俗、民族文化心理和批判意识,生长的文化环境与创作关系等多维视角进行了论述。很显然,以上研究侧重于某个作家作品的综合研究。7.宝音陶克陶的《科尔沁乡土文学发展形成的三个阶段》、娜弥雅的《科尔沁小说中的乡土意识》、呼和巴拉的《科尔沁小说特征概述》、韩玉英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尔沁小说乡土性特点》等论文,分别从原型批评,奋斗精神与家庭、村落、出息意识,内容、主题的丰富、人物形象的革新和语言特色,科尔沁小说中的民间文学传统,科尔沁小说中的汉文化踪迹等方面,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进行了探究。巴·苏和、宝音陶克陶、呼日勒沙等的《科尔沁文学概要》(民族出版社,1993年)一书,从科尔沁小说传统、发展概况、小说作家群、小说革新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苏尤格主编的《蒙古族现代文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介绍了科尔沁小说作家群及代表作、艺术成就。巴·苏和、宝音陶克陶的《当代文学<科尔沁)》一书中论述了科尔沁当代小说家艺术成就与风格。从以上研究成果能看出学者们的宏观研究意识。总的来看,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以往的研究也给我们留下了有待于探索挖掘的空间。突破单一、片面的研究视角,以多学科多角度系统深入研究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的文化内涵,这已经成为我们研究的迫切需要。三、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运用文学文化学研究方法,结合运用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美学、叙事学、阐释学、比较学等其他研究方法,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进行多学科、多维视野的透视,探索其文化底蕴、发展规律和独有特色。四、本文的创新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突破的方面有：1.专门以小说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科尔沁当代乡土文学的独特性与发展规律。2.试图把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回放到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在文化结构的整体脉络中进行透视,以文学文化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美学、叙事学、阐释学、比较学等交叉学科理论和多维视野,探究其文化内涵与人文价值。五、本文的研究意义。1.对小说进行文化内涵研究,有利于拓宽蒙古文学研究领域。从乡土文化视野研究小说,有利于深刻认识整个蒙古族小说的文化内涵,对探究蒙古族小说民族性、存在形式、艺术生命力,探索蒙古族小说人类学意义、人文价值以及独特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2.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文化内涵的研究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通史的撰写、科尔沁乡土文化研究以及高校教材建设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六、相关的名词术语解释。在这里简单的阐释了本文中所运用的“科尔沁”、“乡土文学”、“文学文化学”、“文学语言学”等名词术语的概念范畴。第一章,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蒙古农民形象塑造。由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蒙古农民现象,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老练农民形象与好汉农民形象,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勤劳农民形象和懒惰、保守农民形象,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谨慎农民形象等四节内容组成。本章中论述了本土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之后产生的科尔沁蒙古农民独特文化性格以及人类学意义。第一节,论述了因历史原因形成的科尔沁半农半牧经济形态与全农经济形态条件下产生的科尔沁文化土壤所造就的蒙古族农民现象的必然性。第二节,以独特文化性格与文化思维入手,论述了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老练农民形象与好汉农民形象的具体体现与产生的审美取向、文化根基以及文化学意义。第三节,以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度性、快速节奏性等农耕文化的特征入手,阐释勤劳农民形象的文化根源。然后,以世界性现象为依据探讨懒惰农民形象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继而,以维持静态、守旧的思维方式以及力求相安无事的心理倾向等农耕文化的深层特征入手,论述在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保守农民形象产生的根基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第四节,阐述了因科尔沁本土文化变迁、定居所产生的人口集中等原因,科尔沁蒙古人的文化心理产生变化,人际关系逐渐复杂化,随之产生了谨慎农民形象的乡土文化现象。第二章,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言语特征。包括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语言节奏、多元文化思维与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言语特征、熟语与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言语特征等三节内容,本章试图探究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独特言语特征。第一节,首先,论述了胡仁乌力格尔串联式((?))语言程式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小说叙述有了史诗韵味与美学效果,但缺乏细腻描绘。其次,从语速、节奏与生活方式、文化思维的密切联系出发,论述并列式或非连续性短句加快语速、节奏的功能以及由此体现的独特言语风格。第二节,从萨满教文化思维、游牧文化思维、比兴思维、农耕文化思维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体现的文化思维变迁,形成多元文化思维以及思维特征的文化底蕴等。第三节,阐释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熟语((?))与其产生语言陌生化等表现功能以及文化象征。第三章,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农耕经济民俗。由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种地、生产经营民俗,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贴对联习俗,使用石磨民俗,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好客习俗等四节内容组成。第一节,阐明了在科尔沁地区人们种地、铲地、耥地、除草、收割、打场等接二连三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民俗、社会关系、象征文化心理等,均表现出了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的文化内涵。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试犁习俗((?))、合作习俗、留“巴彦撒哈拉”习俗((?))等分别体现出人物形象的象征文化思维、人生观、心理倾向,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第二节,论证了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所体现的贴对联习俗表现出人物形象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以及人生观、价值观,加重了小说浓厚的文化气息等问题。第三节,论述了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表现的请碾子、搬碾子、占碾子等习俗对塑造人物形象,体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渲染小说的文化色彩的作用。第四节,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好客习俗进行了阐释,这不仅反映了蒙古族好客习俗的变迁现象,也塑造了科尔沁独特的人物形象。第四章,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悲剧审美倾向。包括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悲剧审美倾向产生的客观原因、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审美悲剧倾向产生的主观原因等内容,试图探索悲剧审美倾向产生的客观与主观原因。第一节,从政治运动的兴起、社会腐败的产生、封建道德观念、游牧与农耕文化冲突等四个方面入手,阐释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产生悲剧审美倾向的客观原因。第二节,从性格缺陷、文化心理、创作心理等三个方面论述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产生悲剧审美倾向的主观原因。第五章,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叙事程式。由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民歌叙事程式、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章回小说与胡仁乌力格尔叙事程式等两节组成,试图阐释以叙事程式体现的小说文化内涵。第一节,论述科尔沁民歌在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的塑造人物、渲染气氛、体现文化思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勾勒出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民歌叙事特征。第二节,从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拟标题、批注、中断叙事((?))程式入手论述汉族章回小说与广泛流传于科尔沁地区的胡仁乌力格尔叙事程式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叙事程式的深刻影响。结论部分：本章中概括论述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独特的文化内涵以及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当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乡土文化土壤与乡土意识是乡土小说产生、发展的根基。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其独有的特色。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在蒙古族小说长河里成为最强大的支流。它对其他诸多乡土小说理论和实践探索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在蒙古文学史中出现蒙古农民形象属于新的现象,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科尔沁小说中的蒙古农民形象塑造在20世纪50-60年代,以舍楞那木吉拉小说集《合作社的苞米》为标志取得了初步成就,这与作者的现实主义思想和浓厚的乡土意识有着密切联系。蒙古农民形象塑造在70-80年代处于中断或停止状态,这虽然与文化大革命的阻碍有关系,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与作家的思想、理念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历史原因,科尔沁人们被迫接受了农耕文化,但情感与意识深处却无法接受,难以认同。另一方面,在整个蒙古族文学大环境、蒙古人的心目中,农耕文化、农民还是处于被排斥地位。然而到了20世纪末期20年间的文学创作中,蒙古农民形象已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经过排斥、徘徊、痛苦的现实磨合,包括科尔沁和所有蒙古人终于从生理上、心理上接受了这个现实。半农半牧或全农经济方式逐渐成为作家创作的文化土壤与灵感来源,随之在小说创作中出现了阿拉坦仓、图努乙((?))、蒙古贞阿爸(布和德力格尔小说人物)、罗布桑、蒙古贞阿爸(巴·格日勒图、乌云小说人物)、黑小子、苏和、拉拉(原名包长命)等比较成功的蒙古农民形象,在塑造蒙古农民形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自21世纪初10年以来,大多数科尔沁小说家被卷入滚滚而来的城市化大浪潮中,艺术关怀、审美倾向、价值观念等从农村转移到现代化的城市。因此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最鲜明的蒙古农民形象塑造被忽略,蒙古农民形象的塑造处于徘徊、迷失方向或停止状态,体现出畸形发展的特点。.2.文学语言学研究方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野与可能性。我们通过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语言的透视得出以下认识：胡仁乌力格尔串联式语言程式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产生了独特的言语风格与美学效果。乡土小说语言节奏与人们生活、生产节奏以及文化思维息息相关。随着节奏较快的农耕生活方式对科尔沁文化心理的渗透与冲击,科尔沁人们的文化思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语言速度与节奏明显加快。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快速语言节奏产生了小说语言陌生化效果,进而突出了小说的乡土性特点。小说言语特征受特定乡土经济体制、文化传承与变迁、文化思维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或作用,必然产生群体内共有的共性特点。此外,因为个体的职业、身份、经历、语言习惯与交际的任务、时间、场所、环境等的区别,言语产生鲜明的个体独特性。蒙古文学中的言语是未深入系统研究的新课题。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探索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言语的共性特点。探究科尔沁小说家个体或人物言语的特征,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所在。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创作中忽略人物言语独特性的现象比较普遍。作家叙事语言统治整个文章,处于霸权地位,这必然埋没人物言语的多样性、灵活性与个性特征。3.民俗是乡土小说创作的土壤。经济民俗文化最能体现乡土小说的文化内涵。在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中表现的种地、铲地、耥地、除草、收割、打场等习俗,试犁习俗、合作习俗、留“巴彦撒哈拉”习俗,贴对联习俗,请碾子、搬碾子、占碾子习俗,从好客到表面让客等农耕经济习俗等,在小说人物塑造、渲染文化色彩等方面起到无可代替的作用。虽然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创作在反映经济民俗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对经济民俗积淀的表现还远远不够,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简化或无视经济民俗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4.由于本土文化的变迁、文化的边缘化、生存的困境、沉重的心理压力、作家的审美直觉等因素,悲剧审美倾向已成为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审美的独特性。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悲剧审美倾向的形成是以政治运动、社会腐败、封建道德、游牧与农耕文化冲突为标志的客观原因和以性格缺陷、文化心理、创作心理为标志的主观原因结合的产物。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创作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悲剧审美倾向产生的主观原因。5.以乡土文化土壤揭示小说叙事程式或以叙事程式解读小说文化内涵的研究视角是可行的。丰富的科尔沁民歌与胡仁乌力格尔文化扎根在科尔沁人们的心灵深处,影响到文化思维,产生了以民歌、胡仁乌力格尔的内容或形式来表现小说人物、渲染气氛的叙事程式。蒙古族大作家尹湛纳希的创作实践(《一层楼》、《泣红厅》、《青史演义》)的大胆尝试和《本子故事》的广泛传播,汉族章回小说中的加标题、批注、中断叙事等叙事程式,深刻影响了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叙事模式。对蒙古族乡土小说文化内涵的系统深入研究,在拓宽蒙古文学研究领域的同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整个蒙古族小说的文化内涵,对探究蒙古族小说民族性、艺术生命力、人类学意义,对科尔沁当代乡土小说通史的撰写与高校教材建设等方面均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