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新中国美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对农民形象和农村生活的描绘和表述,大量出现在新中国的各种文艺形式中。在所有媒介的农民形象再现中,新中国的宣传画最具有代表性,也因此成为我们研究农民图像不容忽视的重要文本。1949年在农民形象的塑造过程中,是一个标志性的分界线。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形象开发模式的生成,在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后,形成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基本倾向。本文以1949年至1976年间新中国宣传画中农民图像为主要研究内容,分析和研究农民图像的形象塑造与社会功用,强调在特定环境影响下图像自我生成与演变的过程,探索和挖掘潜藏在这些形塑手法之后的社会宣传目标与大众艺术欣赏和接受的习惯,考察艺术形式是如何对民众产生精神感召和影响的,以及新中国美术中的政治效能是如何借助艺术形塑手法得以实现的。本文首先梳理了农民图像的发展历史,通过对中国美术中出现的农民形象的研究,发现农民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被遮蔽的边缘化存在到被凸显的主体性存在的发展过程。其次对新中国宣传画中农民图像主题进行了分类,在宣传画所描绘的四种典型内容之中,农民形塑的主题实际与国家所倡导的提高政治认同、发展农业生产、强化学习氛围、构建社会理想等社会价值和目标保持一致。农民的形象塑造基本是围绕着革命话语和现代化这两个主题建立起来的,事实上是国家意识形态叙事的集中体现。通过分析农民宣传画中存在的四种基本的图式类型:线条与笔法、明暗与色彩、平面与透视、封闭与开放,发现这些形塑手法的运用在建立国家集体审美标准和思想情感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形象的塑造不仅满足了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想像,体现了农民当家作主的角色和地位转换,更被用以突出国家和政权的合法性,构造属于整个社会的乌托邦理想。政治符号、景观符号、服饰与器物符号以及社会强力符号是农民宣传画中象征意义得以发生作用的重要形象,这些视觉符号象征了党的领导权和国家权威,将平面的空间激活为一个能够实施权力的场所,不仅强化了农民本体身份还将农民群体多元化,同时赋予社会暴力以合法性、正当性。新中国宣传画农民形象的塑造通过为农民群体树立行动榜样,整合乡土社会中的集体情感,构建忠于领袖和国家的乡村仪式,完成了视觉说服的社会作用。在建构形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诉求与审美理想具有典型的功利性,在将高深的国家政治理念和抽象的道德规范具体化、人格化的同时,把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态度与趣味取向,深深地烙印在普通百姓的思想意识之中,实现了其宣传引导、教育规范民众的工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