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英国教育领域里发生的变化是显著的、令人震撼的,以致有学者称之为“教育的革命”。作为以培育社会精英群体的高等教育——大学而言,无论从入学人员数量的剧增,入学人员出身由绅士为主体向其他社会阶层子弟扩延等方面,均达到前所未有之势,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令下两个世纪也无法比及的巨大变化。其与社会之互动关系愈益紧密,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的作用愈益明显,在英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大学的经济活动是展现大学与社会联动关系的重要内容。以财政收入为切入点,通过外部性收入和自主性经营活动带来的收益可解读大学的经济状况。社会捐赠是大学外部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捐赠的方式较多有:直接办学;土地、房产捐赠;提供奖学金、研究基金、圣俸的捐赠;用于校舍或图书馆修建的捐赠等等。这些捐赠为大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它使教育的基本设施得到了显著改观,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员日增的发展需要;社会捐赠对中下层子弟的扶助与对边远地区的关照弥补了教育发展上的不平衡,有益于教育均衡化的发展态势;社会捐赠也促成了大学发展中的地域性、家族性特点,为捐赠者干预大学事务创造了契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独立性。除战时外,大学的财政状况基本是较好的。这不仅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大学自身自营性经济的展开亦是其不容忽视的关键性因素之一。16、17世纪大学的经济活动体现着牟利思想,也就是商业精神,具有了现代经济的属性,赋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大学还对地域行业结构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成与大学相关一系列行业的兴起与盛行,其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限制了某些行业如制造业的发展等。16-17世纪,英国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加之大学本身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必然促使政府加大对大学的重视程度,并采取措施,通过对大学事务的干预来加强维系两者的关系,以强化其社会功效,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干预大学事务管理的出发点是源于宗教目的,力图保护和巩固宗教改革获取的成果。政府采用巡视制度、颁布法令文书等措施实行对大学有关宗教问题的管理。不仅如此,政府的行为日益突破了宗教苑囿,表现出对大学日常事务管理干预的增强,显示出广泛的社会性。大学与政府关系的考察应立足于宗教改革背景下的双边互惠关系。在新的政治格局中两者关系的维系是因双方存在着彼此利益的契合点。一方面,对于大学来讲既希望王室保护其权益,更希望王室为其提供资助。另一方面,王室则希望牛津剑桥的学者们能够捍卫自己的主张,支持王权的威严。基于此,大学对政府保持着一定的顺从,政府则对其予以支持,以彰显其地位。特别是战争期间两者亲密关系的展现,则进一步说明了大学的“皇家化”的政治品格,其政治从属性进一步增强。近代早期,英国大学与社会流动的内容亦即围绕着如下内涵展开:即地域间的人口流动;因新兴职业群体的出现而引发的以身份变化为其属性的社会阶层流动。由大学引发的人口流动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地域人口的增加,这种丰沛的人口资源为地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使地域经济的发展烙上大学的印迹。但同时还应看到,大学自身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外来人口的不断攀升造成双方在利益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这也成为人口流动带来的消极影响。16、17世纪,一部分出身于中下层子弟的大学毕业生们凭藉教育的优势通过对新兴职业的选取进入以教士、律师以及政府职员为主的职业阶层。他们通过对社会财富的积累,秉持了一定的社会声望,跻身于上层社会,实现了自身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另一部分的大学毕业生则因职业竞争加剧、中下层子弟入学数量渐减,大部分毕业生未能及时参与就业等原因而未能参与到社会阶层流动。由此,造成了有价值的、精英式的、高质量的人才剩余,以致浪费,对英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之,在近代早期,英国大学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以致成为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其为英国在过渡时期以较为平稳的状态实现社会转型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加强大学与社会联动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转型时期教育的社会功用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