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交通、信息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深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社会和经贸联系,从而使国际人口迁移现象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显著。其中,华人国际迁移现象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且华人移民在世界移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增加。而现有关于华人国际迁移的研究内容多为华人移民发展的历史、规模变化以及对中国或者迁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尺度也多基于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研究尺度相对较小。对于华人国际迁移的空间格局研究,在数据来源上,现多采用估算的方式或者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人口迁移存量数据,而较少采用流量数据来审视华人国际迁移的趋势,因而难以精确刻画华人与世界各国家间的人口迁移联系及动态演化;在具体分析方法中,多通过数据描述分析和对比,缺少从地理学视角对华人国际迁移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的审视。此外,相关研究多从定性的角度上分析影响华人国际迁移的目的地选择的因素,定量分析影响华人迁入国选择的因素的研究相对不足。但是新时期以来,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中国国际迁移的空间格局将呈现何种形态?如何系统定量地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在华人国际迁移目的地选择中的重要程度和变化特征?基于此,本文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华人国际迁移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从迁入国的角度,采用重力模型分析世界各国对中国大陆华人迁入的主导影响因素和引力作用,对于判断中国大陆华人国际迁移的空间分布趋势以及目的地选择的主导因素的分异特征具有一定意义,为未来我国制定人口迁移政策提供参考和建议。论文以全球197个国家(地区)的中国大陆华人迁入流量规模为研究对象,选取1990-1995,1995-2000,2000-2005,2005-2010和2010-2015五个时间段,运用Arc Map、弦图等空间可视化的表达方法,考察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华人国际迁移在世界移民网络中的规模和地位演变,以及整体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运用“中国大陆华人迁入规模占比”和“华人移民在迁入国(地区)移民中的规模占比”,考察中国大陆华人在国家尺度上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分别利用K-means聚类对迁入国的类型进行了划分;从迁入国的经济、社会、人口、文化和空间可达性五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用修正的重力模型并通过PSCE进一步对各项指标进行修正,从整体上考察迁入国(地区)的各项因素对中国大陆华人国际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效应,并且考察不同时段、不同类型迁入国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从数量规模上看,中国大陆华人迁出规模相对较大,在时间上基本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2000年前和2000年后,2000年前华人的迁出规模相对较小,2000年后华人迁出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中国大陆华人迁出规模在世界移民体系中的地位则以2005年为节点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2005年前中国大陆华人迁出规模在世界移民体系中所占比重增加速度较快,2005年后中国大陆华人迁出规模在世界移民体系中所占比重的增速有所减缓。从空间分布格局上来看,中国大陆华人国际迁移在整体空间格局上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态势,即绝大多数中国大陆华人移民集中在少数国家(地区),且空间聚集特征的波动较小,相对稳定。从洲际分布演变趋势上来看,五个时段中北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中国大陆华人迁入量占比一直较高,但近些年来东亚在中国大陆华人迁移目的地选择中的地位不断增强,而作为传统华人迁入地的东南亚的地位不断下降。从国家层面上来看,中国大陆华人迁入目的国的分布在空间上表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特征,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华人迁移目的地中的地位有所减弱。基于迁入占比可以将中国大陆华人的迁入国家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波动型迁入国”、“稳定型迁入国”以及“潜在型迁入国”。中国大陆华人移民占迁入国移民总数比例较高的国家在空间分布上与中国存在着显著空间邻近性。基于华人移民占比同样可以将迁入国划分为三种类型,且每种类型迁入国的内涵与前文中所划分的各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即中国大陆华人移民占比较高的国家与中国大陆华人迁入规模占比较高的国家存在显著的不匹配性。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影响中国大陆华人国际迁移目的地选择的主导因素从总体上、不同时段以及不同迁入类型角度上看存在一定差异。从总体上来看,迁入国的GDP、移民网络以及社会发展程度显著影响中国大陆华人国际迁移目的地国的决策选择,同时文化相近性和空间可达性在移民决策中的地位仍不可小觑,即大陆华人国际迁移是等级扩散和接触扩散的叠加作用的共同结果。从不同时段来看,不同时期大陆华人国际迁移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空间距离和经济要素在华人移民目的地选择中逐渐被弱化,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以及与世界主要大国间的GDP差距逐渐减小,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治理程度对华人移民的吸引力正在上升。从迁入国的不同类型上看,华人迁入规模占比较大的两类迁入国,已经打破了地理范围的限制,以经济因素和社会发展为影响华人迁移的主导因素;迁入规模相对较小的潜在型迁入国对大陆华人的主要吸引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囿于文化接近度和人口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