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研究,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贺拉斯等人的相关著述。在这漫长的两千余年里,传统的翻译学始终把翻译仅仅看作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译学界出现一批学者,也就是后来我们统称为文化学派。他们打破传统的纯语言学研究的樊笼,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从翻译作为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媒介的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上。与此同时,这也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文化学派的共同特征是：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学系统的一部分,并采用描述性研究的范式。作为文化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改写理论,认为翻译总是对原作的一种“改写”或“重写”。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勒菲弗尔更是强调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因素对翻译行为的操纵。勒菲弗尔认为,翻译的“不忠”现象往往不是因为译者的能力和水平,而是受特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或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自身诗学观的影响。本文在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本框架,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对不同译者的影响分析着手,分析比较两个不同时代的译者傅东华和陈良廷各自翻译的中译本《飘》和《乱世佳人》,探索研究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的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诗学观,即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以及主流诗学观和译者个人诗学观,哪一种意识形态或诗学观影响更大,以及他们的影响在译文中的体现。通过对比研究总结出,仅从源语言文本和目标语言文本间的纯语言文字转换的比较去评价一部翻译作品,是片面,静止,孤立的；还应充分考虑到类似于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文化因素对译者的影响。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引言包括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论文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除了文献综述外,还对小说《飘》及其作者玛格丽特·米歇尔和小说的中译本做了简要概述；第三章理论框架包含两部分,一是对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及其“三要素”的介绍,二是简述改写理论在当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第四章通过对两中译本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了意识形态对译者和译作的影响；第五章比较分析了诗学观在翻译过程中对两译者的影响以及在两译本中的体现；第六章是对整篇论文作了总结和归纳,历史文化等因素导致了译本的差异,而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不同译本的接受证明了译本的成功以及不同译本所具有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