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文学在涉足民族传统的时候，民族传统的形象与价值评判与之前相比都在发生巨大变动，民族传统正在改变落后、陈旧、令人伤感的旧像，而复活了古雅、典重的文化身份，一种有关民族传统的喜剧性美学，正在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中被建构起来。　　 人们关于“传统”的认知判断，与现实处境密切相关。现实处境变化，能够影响创作者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动，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民族传统的价值评判，并最终影响民族传统在文学中的形象与隐现状态。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民族传统在很多情况下是被作为贬抑的对象，很难“理直气壮”地进入到现实的文学或文化建构活动中。民族传统如同幽灵一般，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文学创作中。她与西方传统一起，成为现代汉语作家重要的文学资源，也形成了现代汉语文学特有的中西互动互促的审美动力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民族传统既把自己的民族血统传递了下去，又在延传中纳入了现代性新质，保持了民族传统的活性。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生活的处境，极大地影响了小说家关于民族传统的价值判断，从而也导致民族传统形象在长篇小说中发生了艺术新变。　　 从世纪之交的创作现状看，长篇小说重返民族传统已经成为该时段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个文学现象的表现之一，是历史故事、乡村故事、文人故事、民族神话与民间传说成为小说家最偏爱的文学素材，讲述“中国故事”，成为许多长篇小说家一种主动的文学追求。表现之二，是许多长篇小说结构形态的“向古”倾向明显。古典小说长篇章回体结构、史传文学纪传体结构、文言小说的笔记体形态以及《红楼梦》等小说的深层审美结构，异常醒目地出现在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中，并且吸引了广泛注意和阅读兴趣。表现之三，是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家在叙事策略上有意“广告”其小说文本与民族文学元文本之间的历史承传关系，并在误读传统中修正传统，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个性文本。同时，这些小说家在创作中有效利用犯笔、正笔、闲笔、仿拟等传统小说笔法，从更细部的层次上增加他们小说的传统魅力。上述艺术表现，既赋予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以古典小说的儒雅风流，又极大地提升了它们的艺术价值，实现了民族传统的现代性再生。　　 总之，在世纪之交，民族传统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学修辞，在作家与读者之间建立了特别的链接关系。作家在“讲述”故事中构筑自己在文本中的隐含作家位置，巧妙传达回归民族传统的文化立场。而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感受到了世纪之交作家重新塑造民族传统形象以及重建民族身份的欲望与努力；同时，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家的影响，他们通过自己的阅读选择，影响世纪之交的小说家重返民族传统，重建民族形象。这种性质的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规约性时代语境中，有异常复杂的外力驱动因素，因而也造成了这种文学现象主题的复杂性和艺术混杂性。　　 世纪之交长篇小说对民族传统的借鉴，已经改变了现代汉语文学的表述视点和表述空间，拓展了文学表现领域。对民族文学传统观念与技术方法的有效吸纳，也有效提升了该时段文学的艺术品质。通过重返民族传统，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正在构建现代汉语文学的新主体。这个新主体强调“中国”文学的民族身份，主张在发掘本民族传统潜力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文学”。这种主张以及已有的文学成绩，或许暗示了现代汉语文学发展的一种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