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大倭寇”主要指嘉靖三十一年至隆庆开海间东南的倭寇活动,以王直纠倭大举入寇江南开始,肆掠东南数省。而江南作为国家财赋重地,“大倭寇”肆行对于明朝的统治影响极大。在东南各地屡遭寇乱的同时,人们对于寇乱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各地的倭寇信息经过不同途径及方式的传播,最终汇集于北京。其中官文书、书信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文书与书信的传递又依赖于明代发达的驿递制度与民间民信局的经营。不同信息传播至北京,成为中央朝廷认识倭寇的主要途径。明朝对于倭寇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明代倭寇肆掠自洪武年间就一直未停止过,直到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使得嘉靖时期人们对于倭寇的认识更加清楚。在“大倭寇”前期,以朱纨为代表的地方官对倭寇认识比较清楚,这种认识在奏疏的上传与皇帝敕谕的下达中得以展现,世宗皇帝虽明确此时东南寇乱的原因,但却依然以“剿倭”之名遣朱纨进攻双屿,足以窥见世宗皇帝对于“倭”记忆之深。“大倭寇”发生时,各级各地官员对于倭寇的认识更加深刻,倭寇认识在“倭寇”观与海寇观的对决与信息的传播中逐渐接近真实情况。而北京中央从各官员奏疏与问答中也逐渐得到明确的答案,倭寇多为中国人的论断虽成为普遍共识,但世宗皇帝却依然以倭寇称呼,这种倭寇观的选择,不仅代表官方的倭寇认识,同时还影响着之后几十年的倭寇认识。世宗皇帝的倭寇认识来自于文书与书信的传播,而各地之间尤其是江南与北京间信息的互动,成就了东南的御倭决策。在信息互动的过程中,各官员之间的信息互动及君臣间的公文互动,成为影响皇帝御倭决策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浙江巡抚的设立问题上,浙江巡抚在嘉靖年间经历了三次复设、一次巡抚改巡视、一次巡视改巡抚,每一次的倭寇决策变动,是各官员尤其是江南官员与北京中央信息互动的结果。每一次的复设皆与倭寇相关,直至嘉靖三十一年以王忬为浙江巡抚,提督军务,专门处理东南的海防与倭寇问题,巡抚的复设与“倭寇”的关联越来越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