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日开始,除天津外,全国多个延期实行“社保转税”的地区相继出台政策,规定企业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的各项社保费用统一交由税务机关征收。自此,2018年7月出台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中要求的2019年1月全面实施的“社保转税”改革正式落地实施,意味着我国的社保征缴模式由“双重征收”模式转变为“税费同征”模式。“社保转税”对于提升我国的社保缴费合规性有着重大意义,对完善社保征缴制度起到了根本性作用,但是也引发了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担忧。在国地税合并后,新成立的税务机关掌握了企业的全部真实信息,拥有高效的执行效率和完善的征管体系,能够保质保量完成社保费用的应收尽收。在“社保转税”前,大多地区的社保费用都由社保机构征收或是税务机关代征,企业偷逃欠缴社保费的空间较大,该项政策实施后很多企业面临自由现金流减少,财务风险增加的困境。企业避税是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减少费用支出,获取经营所需的自由现金流的行为,能够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现有文献对“社保转税”是否会影响企业的避税程度,是促进还是抑制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并且“社保转税”在全国推行的时间尚短,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较少。本文充分运用文献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梳理现有文献,结合A-S经典避税模型,以企业预期效用最大化为出发点,分析了“社保转税”对企业避税的理论作用机制。接着本文选取了率先试行“社保转税”的三个省份,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社保转税”使得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增加。为进一步探讨“社保转税”影响企业避税的作用路径,本文以自由现金流水平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证实了企业自由现金流作为“社保转税”和企业避税的“桥梁”的作用。此外,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保转税”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避税程度增加得更为明显,税收征管力度较强的地区企业避税程度增加得也更明显,这说明企业避税程度的变化主要是由“社保转税”引起的,而非受当地税收征管的影响。本文主要有两个创新点。在研究视角方面,与以往研究企业避税的文献不同,本文从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的视角出发,分析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对“社保转税”的微观经济效应进行了定量实证分析,为进一步推进“社保转税”改革和继续下调社保费率的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