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对云南省3所医院抗病毒治疗HIV/AIDS患者心理状态与应对方式的调查,了解其心理状态及采取应对方式的情况。探讨HIV/AIDS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为相关部门制定对策改善这个特殊人群心理问题及提高应对疾病的能力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自2012年5月至2013年1月期间进行定量研究,按照方便抽样的原则,对在云南省文山州人民医院、开远市人民医院、玉溪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传染科进行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采用自行设计问卷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医学应对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等,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求医行为态度和意识、焦虑抑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歧视等,共调查了375人,其中356份是合格问卷。2013年3月至2013年5月期间进行定性研究,在对前期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设计访谈提纲,在3家医院抗病毒治疗门诊医生的支持下,对14名HIV/AIDS患者、15名患者家属、6名抗病毒治疗点的医生进行定性访谈,内容包括抗病毒治疗人群常见的心理状态、社会支持情况、病人面对疾病采取应对方式、病人将来的打算、心理咨询机构运作情况、社会救助机构情况等。结果一般人口学特征调查对象中,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71岁,平均年龄为(38.05±8.34)岁；民族以汉族为主(69.1%),初中或高中文化为最多(64%),大多数已婚(62.9%),无职业居多(65.4%),多数无经济收入(47.8%)。3所医院抗病毒治疗HIV/AIDS患者的人口学特征经卡方检验,在性别、年龄、民族、职业现状、职业属性、月收入方面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文化程度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46.1%的人CD4+T淋巴细胞计数处于200-350个/uL；41.8%的人HIV病毒载量处于200C/mL以上；丙型肝炎的感染率达到24.2%。抗病毒治疗HIV/AIDS患者情况在HIV/AIDS患者中,接受了VCT咨询服务有325人(91.3%),未接受VCT咨询服务有31人(8.7%)。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的治疗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2年、2年以上,分别占到患者的26.7%和43.8%。其中有127名患者半年没有坚持抗病毒治疗或停药,究其原因是出现副反应最多(41%),其次是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23%)。356名研究对象中42%的人认为抗病毒药物依从性差的原因是太忙容易忘记,25%的人认为是出现了副作用,12%的人认为是每天的作习时间在变,没有办法按时服药,9%的人认为是睡觉错过了服药的时间,7%的人认为服药是一种负担,仅有5%的人认为想起的时候,回家去拿药太远；80.3%的人采用了闹钟提醒服药,12.4%的人采用了出门带足量的药来提醒自己服药,3.1%的人采用不同的药盒,1.1%的人是同伴的提醒,3.1%的人是医生和护士的提醒。心理焦虑抑郁情况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中,不同性别、年龄组、文化程度、民族、职业属性的患者焦虑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不同婚姻状态、职业状态、月收入的患者焦虑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心理焦虑的多因素分析显示：性别、服药是否影响生活、是否存在抑郁是产生心理焦虑的主要因素；平均月收入、抗病毒治疗的时间、社会支持是心理焦虑的保护因素。不同性别、年龄组、民族、婚姻状态、职业属性HIV/AIDS患者的抑郁情况不存在统计学的差异(P>0.05),不同文化程度、职业状态、月收入HIV/AIDS患者的抑郁情况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心理抑郁的多因素分析显示：焦虑是导致心理抑郁的主要因素；文化程度、VCT服务是心理抑郁的保护因素。医学应对方式的情况抗病毒治疗过程中HIV/AIDS患者的医学应对方式与常模进行比较.发现他们的医学应对方式在面对应对方面的得分低于常模,在回避应对、屈服应对方面高于常模(P<0.05),HIV/AIDS患者采用的应对方式是较消极回避和屈服方式；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HIV/AIDS患者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HIV/AIDS患者在面对应对方面的得分高(P<0.05),文化程度高的患者易积极面对应对疾病；单身、未婚、已婚的HIV/AIDS患者比离异的HIV/AIDS患者更易回避应对疾病(P<0.017);无职业的HIV/AIDS患者比有职业的HIV/AIDS患者更易屈服应对疾病(P=0.007)；月经济收入高于2500元组的HIV/AIDS患者比无经济收入组和月经济收入低于2500元组的HIV/AIDS患者更能积极的面对应对疾病(P<0.017)心理焦虑、抑郁、社会支持、社会歧视、文化程度等对HIV/AIDS患者医学应对的不同方面有较大影响。社会支持与社会歧视情况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中,65.7%的人认为社会的支持处于高支持状态；男性HIV/AIDS患者社会支持状态的构成比在低支持状态、中间支持状态时低于女性HIV/AIDS患者,而在高支持状态时男性却高于女性;男性HIV/AIDS患者的社会支持状态高于女性HIV/AIDS患者的社会支持状态(P=0.008)；文化程度高的HIV/AIDS患者的社会支持状态高于文化程度低的HIV/AIDS患者的社会支持状态(P=0.009)；有职业的HIV/AIDS患者的社会支持状态高于无职业的HIV/AIDS患者的社会支持状态(P=0.005)。影响社会支持的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高、告诉感染情况的患者认为自己得到社会支持高,焦虑程度高的患者认为自己得到社会支持低。HIV/AIDS患者中55.9%的人认为“许多人是害怕HIV感染者的”；32.3%的人对“许多人感觉,HIV感染者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持同意态度；36.2%的人对“许多人相信HIV感染者是因做了错事而被罚”持不同意态度；41.3%的人对“许多人认为接触HIV感染者会感到不舒服”持同意态度。结论HIV/AIDS患者在进行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多数人能坚持服用抗病毒药物,是基于对艾滋病相关的知识的广泛了解、接受过VCT咨询服务等。HIV/AIDS患者治疗效果与心理状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社会歧视、服药依从性等有关。HIV/AIDS患者存在很多的心理问题,常常表现为焦虑、抑郁、自责、愤怒等形式。焦虑主要受性别、平均月收入、进行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时间、服用药物是否影响生活、抑郁、社会支持等因素的影响；抑郁主要受文化程度、VCT服务、焦虑等因素的影响。医学应对的不同方面受到心理焦虑、抑郁、社会支持、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各因素之间也存在相互联系。社会对HIV/AIDS患者的支持比以前增加了,但是有的地方仅是形式的改变,社会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对HIV/AIDS患者的歧视,目前社会政策的保障范围不能满足艾滋病患者的需求,艾滋病患者还没有全面纳入低保的范围。建议在进行抗病毒药物治疗时,负责进行抗病毒治疗的医生,需要给病人强调药物的利弊,让病人知道服用药物可能带来的相关系列反应,出现相关症状时应及时采取相应方法,与其负责治疗的医生一起运用科学的应对措施,避免随意停药事件的发生,抗病毒药物治疗措施要真正落实；另外,需要提高HIV/AIDS患者的经济收入,为他们基本生活提供物质支持,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需要找出导致焦虑及抑郁的各种行为,进行相应的干预；对文化程度低的HIV/AIDS患者应该加强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加其对艾滋病“知-信-行”了解；VCT服务需要进一步推广实行,艾滋病宣传工作要进一步推进,全社会要更深刻的认识到艾滋病并不是什么恶魔,同其它传染病一样,是可以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