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在一个尺度空间内人口向城市空间定向集聚的表现。城市化既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系统要素。伴随人口集聚,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也向城市集聚,形成生产函数,城市成为空间的增长极。随着城市的推进,城市群、城市圈出现,城市化在国土空间呈显著的集聚分布。在城市化的影响下,空间发展水平出现分化,区域差距随城市化呈现出扩大的态势。然而,城市化水平具有增长的极限。高城市化区域进入城市化中后期,城市化减速,甚至于出现“逆城市化”,经济增长加速也放缓,而低城市化区域的城市化加速,经济增长高速却持续,与高城市化区域的发展差距缩小。显然,城市化具有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功能,同时城市化也具有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效应。兼顾空间增长效率与公平是世界性难题,城镇化能解决这一问题还只是理论假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差距较大,区域发展差距缩小正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是验证这一假说的最好样本。李克强总理（2015）也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首要的关键措施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提出,中国的城镇化是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之一。中国的城镇化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从时间与空间两维、县域与省域两水平、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化水平两方面建立城市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效应研究框架。在理论方面,以世界银行“不平衡经济增长与和谐性发展”为理念,引入“中心-外围”理论,建立城市化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假说的理论支持,打通城市化与区域增长收敛,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理论联系,进一步再提出城市化水平对区域发展过程的倒“U”效应假说。在实证分析,首先分析中国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分布及自相关集聚的事实特征,为论文逻辑体系提供基础性支持。然后,利用计量方法构建增长收敛模型,从省域尺度和县域尺度进行假说检验,并在县域尺度上检验的中国县域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空间倒“U”型效应的存在性。本文极具创新的是,利用两水平模型分别考察省域因素对县域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收敛的效应,以及省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微观因素。从特征事实看,中国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在省域和县域层面均具有空间相关性,县域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现象。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具有耦合性,高水平集聚分布在东部地区,低水平集群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从2010到2020年省域和县域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上存在收敛趋势,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隐含有时空倒“U”型关系,进一步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一、无论是县域水平,还是省域水平,城市化对经济具有稳健的收敛效应。综合对比收敛系数和增长系数,省域尺度,城市化水平对中部省域和西部省域表现出更快的收敛效应和更高的增长效应,城市化水平对东部省域经济增长产生阻碍效应。县域尺度,城市化对中、西部县域表现更高的收敛效应,城市化进程及城市化水平对大部分县域具有经济增长效应,局域收敛系数存在“多中心—多外围”的空间结构。二、中国县域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倒“U”型关系,高速增长与低速增长并存。2000年和2010年县域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倒“U”型关系,拐点值分别为34.96%和52.17%,城市化水平超过拐点后,增长效应减弱;而2020年县域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转变为“V”加倒“U”型复合关系,倒“U”型部分拐点值在69.95%,城市化水平超过拐点值后,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进一步比较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发现,城市化水平未超过拐点之前,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更高的边际贡献率。三、从省域和县域两水平看,城市化水平均具有稳健的收敛效应,而县域城市化水平阻碍省域经济增长。省域水平变量促进对县域经济均存在收敛效应,同时对县域经济具有增长效应;省域人均GDP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主要依赖县域城市化水平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动。本文结论方面政策含义,一是,进一步推进“二横三纵”城镇化战略,特别需要对位于西部地区的“第三纵”（昆明—重庆—西安—银川）以及“两横”的西端部分上加大投入,促进西部城市群包括成渝、关中、滇中等城市群建设,提升城市化水平与集聚效率,构建多层次城市群,增加城市的集聚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二是,中国城镇化成为空间经济公平增长与持续性实现的决定因素,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以解决经济增长并促进差距缩小,实现双赢。三是,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增强城市集聚扩散效应。四是,加快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重塑经济地理,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增长,使其发展水平快速提高,逐渐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