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是西方现代美学史上著名的生命美学家,他的生命美学在西方美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对生命、艺术、直觉的重视,是其美学的主要精神。二十世纪初期,由于他在西方现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被启蒙学者发现,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引进了中国。当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把他的思想作为反传统的工具时,梁启超、宗白华、朱光潜等现代美学的开创者们也领悟到其美学思想与他们的精神相契合,还与中国传统美学存在某些相似性,于是很自然地受到影响和启示,并将他的思想渗透到各自美学理论的建构中,使中国现代美学本体论、艺术创造论和审美体验论都蕴含了丰富的生命美学精神。　　 柏格森同叔本华、尼采的生命美学在中国现代美学的领土上各领风骚。然而柏格森对生命的看法不同于叔本华的生命悲观主义,也不同于尼采的酒神、日神精神,他将生命艺术化,赋予其奋斗创造的精神。在柏格森生命艺术化的启示下,梁启超提出趣味人生说,认为真正的人生是趣味的人生;宗白华提倡树立艺术的人生观,认为对待人生应该像对待艺术一样;朱光潜则从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如何实现人生艺术化;张竞生则制定了一套实现审美人生的实践计划;吕澄从美感和艺术入手,认为生活就是广义的艺术,并论述了什么是审美的人生,只有美的人生才是正当的人生。他们的人生美学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柏格森生命美学的影响和启示,只是他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将美和艺术介入人生和生存,以此陶养美感,提升生命活力,美化生命境界,这种针对当时国人人格、人性弱点而潜蕴着启蒙意味的人生艺术化精神,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本体论突出的精神传统,传统美学的伦理色彩、消极取向有所淡化,生命、情感、个性在审美中的地位与意义得到强化。　　 柏格森的美学思想中包含了许多对艺术的阐释,在他看来,艺术和生命是同一的,艺术创造的过程就是生命的过程,只有艺术才能真正地体现生命,体现绵延。这种艺术生命化精神影响了中国现代的艺术创造论,许多人对艺术本质的理解都开始超越传统功利的看法,认为艺术是个体生命的产物,从而开启了艺术自觉的时代。宗白华将柏格森的生命美学与传统的生命观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艺术是生命的创造的观点;鲁迅通过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的象征》时接触到柏格森的生命美学思想,并在他的启发下,把文艺的本质阐释为生命力的象征,生命力不断行进在向上的道路上;郭沫若和刘海粟分别从诗歌和绘画来分析艺术的本质,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本质是生命的节奏,刘海粟则认为绘画纯是个体生命的表现;郁达夫与宗白华一样同为创造社的成员,他也汲取了柏格森的艺术生命化思想,将文艺的本质界定为生命的言说。　　 审美体验论也是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柏格森的直觉就是一种审美体验,它蕴含在生命运动中,是深入生命内部去把握绵延的方法。它贯穿于生命整个过程,只要生命在,直觉就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没有“直觉”这个词语,它的最初来源是日本学者对“intuition”的翻译,但“直觉”一词走进现代美学却是在柏格森生命美学传入中国之后,他的“直觉”说促使中国现代审美体验论由传统的“妙悟"转向现代的“直觉”,并从审美活动领域扩大到人生生活领域。众所周知,克罗齐的直觉说对朱光潜影响很大,然而朱光潜在接触克罗齐之前就已经了解到柏格森的直觉说,并用柏格森的思想来反对克罗齐的理论,并且柏格森的生命美学传入中国的时间相对克罗齐来说要早近十年。除了朱光潜之外,梁启超、吕澄、郭沫若、刘海粟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柏格森直觉理论的影响。梁启超的“情感”说、吕澄的“静观说”都与“直觉”的本质相似,朱光潜的“审美直觉”是借鉴柏格森直觉理论再融合其他西方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郭沫若和刘海粟也从直觉出发来解释诗歌和绘画,郭沫若认为在诗歌创作中直觉是最重要的因素,刘海粟则认为绘画纯是直觉。　　 中国现代美学与中国现代哲学对柏格森的接受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前者的接受是无功利的,后者的接受是功利性的。正是由于启蒙主义哲学家们把柏格森思想当成反传统的工具,从而导致它很快被抛弃的命运,相反,他的美学思想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却是深入而持久的,没有目的接受,自然也不会有目的的抛弃,它只是在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自然地被超越和覆盖,但时不时还会浮出水面,柏格森美学在20世纪中国美学中就呈现出这样的状况,当中国现代美学过渡到80年代之后的新时期美学时,它还依稀地存在于后实践美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