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可见土地和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而言，实现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非永久性迁移的农民工群体。数以亿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城镇非农产业，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为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但以农民工形式进行的非永久性农业劳动力转移，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方面，规模庞大的城镇边缘群体及其传统的消费方式，不仅导致“城市病”凸显，还直接制约了农民工及其家属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民工不能脱离土地在城市定居下来，不仅农业小规模经营难从根本上得以改变，使得土地资源约束日益突出，而且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出，导致部分农村土地弃耕撂荒、房屋闲置、农村空心化，诱使“农村病”更加严重。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成为解决上述中国经济运行中诸多症结性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形成与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现有的土地流转制度制约了农业劳动力永久性乡城迁移，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另一方面，以农民工形式进行的非永久性劳动力转移也不利于农村土地的流转。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我们从农民工市民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目前学术界研究土地流转的成果很多，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果也很多，但把二者联系起来，从农民工市民化的角度研究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还很少见到。因此，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对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首先，本文系统梳理与客观评价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和土地流转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研究成果。其次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机理。从分析中国农业劳动力非永久性迁移及其社会效应入手，论证了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中国现阶段诸多症结性难题的关键；分析了土地流转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互影响，重点研究了土地流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民工非永久性迁移和永久性迁移的成本收益模型，对土地流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数理分析。逻辑推演与数理分析的结论是土地流转可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包括承包地和宅基地在内的土地流转收益可以补偿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费用，从而有利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这一部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中国土地流转问题及其制约因素分析。首先阐述了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演进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经历了禁止、尝试、合法化到规范化几个阶段，这一变迁呈现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以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二是具有渐进性与需求引导性变迁特征；三是具有滞后性特征。结合辽宁省调查问卷和文献资料分析了目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农村土地流转总体规模比较小、不够规范、期限比较短、地区差异较大、流转过程中存在农民利益受损和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现象。其次，分析了制约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主要从土地产权不明晰、土地流转市场不成熟、配套制度不完善、政府行为不规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从农户角度对制约土地流转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借助于辽宁省农户调查问卷整理的数据，建立logisitc回归模型，利用spss19.0软件分析，验证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是否与研究假设命题相符合。第三部分为土地流转的国际经验与启示。选取几个比较典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介绍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法规与做法，并总结各国土地流转的成功经验。从国外土地流转的成功经验中获得的启示是：尽快修订和完善我国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明晰土地产权；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农民权益，形成规模化经营模式。第四部分为对策建议。在上述理论分析、计量检验及国际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土地流转，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第一，修订和完善与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主要内容有：制订土地流转专项法规，完善现有与土地流转相关的法规。第二，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重点是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完善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第三，完善土地流转的各项配套制度。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二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第四，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一是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严格做好监督管理工作；三是积极履行程序性义务；四是维护农民的流转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