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即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之义。教化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变迁中源远流长。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继承了中国文学的“载道”传统，普遍表现出鲜明的教化劝诫特征。与宋元话本娱心怡情的创作主旨不同，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信奉教化至上的创作观念，劝惩教化是此时期作者主要的创作动机。而尤需注意的是，明末清初话本小说在教化思想上呈现出看似冰火两重天，实则殊途同归的教化特征：一边是以传统的儒家教义为教化内容，作者自觉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代言人，通过一些具有道德符码意义的人物，义正严辞地向世人进行伦理道德的宣传，试图在人们心中建立一道牢固的道德防线，让人们在自知自觉的理性支配下进行一切社会活动，自觉约束自己的行动，使之合乎道德规范，从而达到以德化民的教化目的；另一边则采取一种温情的教化方式，高举“情”的旗帜，肯定人性、人情，通过对情欲的竭力张扬和以情为本的道德感化，建立一个有“情”的理性世界，从而达到以情感人的教化目的。两者虽然采取的方式不同，但其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却大体无异。依据话本小说这两种不同的教化内容和教化风格，本文将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的教化思想大体分为两大派别：理教派的教化思想和情教派的教化思想。通过对话本小说这两种教化派别的研究，本文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理教派与情教派，尽管其教化方式、教化内容有所不同，然而都体现出小说家鲜明的道德视角和道德关怀，其叙事价值的落脚点也都归结于道德教化，恢复儒家人伦、拯救社会风气、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是他们共同的创作目标，这是明末清初话本小说教化思想的根本旨归所在。对明末清初话本小说教化思想的发掘与阐释，既有助于了解话本小说的思想流变，同时也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换为当代社会道德伦理的建设提供一种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