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从理论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对如下假说提出质疑，即“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显著提高了城镇失业”。理论上，不能就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对城镇失业的影响性质得出一个笼统的结论，因为在某些因素使得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倾向于提高城镇失业的同时，也存在另一些因素，能够削弱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对城镇失业的负面影响，甚至在某些条件下，存在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将改善城镇失业状况的可能性。各种作用方向相反的影响因素的存在意味着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很可能不会对城镇失业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研究支持了上述论断，利用两种相互补充的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表明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虽然对某些特定类型的城镇非农户口劳动力的失业可能性造成较大影响，但它对城镇失业状况的总体影响并不明显，甚至存在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改善了城镇失业状况的经验证据。全文结构如下： 第一章简要讨论了本文选题的意义、所做的主要工作和不足。 第二章利用目前比较权威的数据来源对乡—城迁移劳动力数量进行估计，并结合众多的研究对乡—城迁移劳动力的结构特征进行描述。然后，将注意力转移至进城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户籍歧视”，介绍关于这方面的许多细致而卓有成效的经验研究，并指出这种“户籍歧视”根源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 第三章是理论研究部分，在两个理论研究基础——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与移民模型——和第二章所提供的经验基础之上讨论三类模型：异质劳动力模型、城镇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古诺竞争”模型。异质劳动力模型主要考虑不同类型(按技术水平划分的)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指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间的互补关系将会削弱进城农村劳动力对城镇失业的负面影响。城镇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和“古诺竞争”模型将阐明：即使只考虑“同质劳动力”，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也并不必然提高城镇失业。城镇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主要考虑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正规部门的不同工资决定机制。我们将引入一个“正规部门工资反应函数”，借以将正规部门工资和非正规部门工资联系起来，并在模型均衡“稳定”的条件下阐明正规部门工资对非正规部门工资的“反应弹性”(即“正规部门工资反应函数”的弹性)是决定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对城镇失业影响性质的重要因素。接下来我们将为“工资反应函数”提供一些微观基础，在基本的假设条件下考察文献中较为常见的四种工资决定机制——完全外生工资、效率工资、劳动力更替模型、垄断工会模型。结果表明，由这四种工资决定机制推导而来的“工资反应函数”无一例外地具有“工资反应弹性小于等于1”的特征，这意味着在这四种正规部门工资决定机制下，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必将提高城镇失业。然而，我们将证明，当考虑到资本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间的自由流动后，上述结论不再成立。最后，在“古诺竞争”模型中考察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市场竞争力的影响。分析表明，即使国有企业受到就业管制——即国有企业雇用的城镇劳动力数超过了(给定工资水平下的)最优雇用量，但只要国有企业还拥有调整其要素投入组合的一定自主决策权，那么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引起的工资水平下降将使得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下降，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其解雇富余劳动力和破产倒闭的可能性，从而在客观上缓减了城镇失业。 第四章是经验研究部分，采用两种相互补充的方法从经验上考察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对城镇失业的影响，这两种方法分别是“地区分析法”和probit模型。利用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1995年和2000年的城镇失业率和进城农村劳动力数量，并特别关注进城农村劳动力数量及其变化的“内生性”所带来的模型估计问题，采用相应的方法对此加以处理。在地区分析法中，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解释变量可能导致的偏误进行矫正，但结果发现一般最小二乘法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非常相近，这表明进城农村劳动力数量变化的“内生性”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豪斯曼内生性检验”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推断。同时，地区分析法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城农村人口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得城镇失业率下降近0.5个百分点。但由于地区分析法使用的样本容量偏小，对这一结果的可靠性还要有所保留。利用一个容量较大的数据样本估计了一个probit模型，用于说明影响城镇非农户口劳动力失业概率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进城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同样考虑到进城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内生性”可能带来的偏误，在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之外还运用了“两阶段”极大似然估计法。两种方法中进城农村劳动力数量的估计系数虽然皆为正，但在前一种方法中估计系数不显著。既便“两阶段”极大似然估计值显著为正，但从数量上来看，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对城镇非农户口劳动力的失业概率的总体影响微乎其微，具体来说，由于进城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使得1995年至2000年间，城镇非农户口劳动力的失业概率只提高了0.009。然而，分类估计结果却表明，对于某些类型的城镇非农户口劳动力，特别是35至44岁之间、受教育程度高中或中专的男性，其失业概率将受到进城农村劳动力的较大影响。 第五章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进一步拆除阻碍乡—城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藩篱，加大政府对于下岗失业群体的再就业扶持力度，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等措施将有助于削弱进城农村劳动力增加对城镇失业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